一

1976年7月26日，当时我正在河北师院政教系学习，这一天为了配合中共党史教学，集体组织在北京参观了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军事博物馆，整整一天，然后就是放暑假，各自回家。我订的是当晚十点到唐山市的火车票，当时我的家在遵化，只是因为几个唐山的同学约我去唐山玩两天，一位男同学上学前当过工厂的采购员，和唐山市啤酒厂很熟，他说给弄一铁桶散啤酒，够我喝两天的。一位女同学的父亲当时任唐山市罐头厂厂长，她说给我弄来些罐头产品。当时副食紧张，买什么都要票，能够吃到许多罐头应该是一种殊遇。于是我就决定先去唐山玩两天。晚上七点，我在北京叔叔家，正准备吃了饭上站，大院里传呼电话来人叫我，说有我的电话。我去接，是一位遵化的司机，家在北京，他说他今天到北京拉货，明天回遵化，奶奶让他务必把我拉回去，不许回唐山，她想我了。我真不知道奶奶怎么会知道我要去唐山，怎么会知道此刻我在叔叔家。奶奶的命令不可违，于是我便骑上自行车到北京站，告诉同学们，我不能去唐山了。第二天坐上大货车到了遵化，是下午两三点钟到的，和奶奶待了一会儿，晚饭后就去我原来的工作单位遵化农业机械厂看望老领导和工友们，很晚才回家。奶奶和母亲先睡了，我等父亲，父亲12点以后才到家，没吃饭，我又弄了几个菜，陪他喝了点酒，将近两点钟才睡下。那天很热，还没睡着，地震就发生了。幸好遵化的地震不是很严重，房子没倒，我们都跑了出来。父亲母亲穿起衣服就去了单位。我和奶奶则在院子里坐到天亮。天亮了，就听说县医院来了大批地震伤员，我赶忙跑到县医院后门外的广场上，那里的伤员已经躺满了，医务人员在露天忙着为他们洗伤换药。我挨个寻找，没有我的同学和亲人。第二天，我放心不下，便和一位朋友一起搭了一辆去唐山抗震救灾的货车，去了唐山。我生在唐山，长在唐山，15岁离开唐山，唐山是我实际上的故乡，那里有太多的人让我挂念。下车之后，我简直分不清东南西北，不知道身处何地，到处是废墟，到处是死尸，到处是互救的人们。虽然事前听说过唐山的惨状，但我还是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心里是一片麻木，只是凭着直觉往前走，一直走到已经倒塌的大黄楼，才辨别出方向。由路北区走到路南区，道路越来越狭窄，两边是山坡似的废墟，中间一条窄窄的道路，解放军的军车正往里开，极其缓慢，大量的受灾群众背着抱着伤员往车上挤，还时不时地有人喊：“解放军同志，这里还有活的。”于是便会有一队解放军跑过去抢救。两旁则是一个挨一个的尸体和伤员，我无路可走，只能踩着尸体和伤员的空隙往前走。那一种惨状，简直难以形容。这些东西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影视资料，据说当时河北省已经有了电视摄像机，而且派到了唐山，可是我多年后偶然遇见过当初扛机子的一位老同志，我问他当时的惨状是否留有资料，他说没有，当时有明确规定，不许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如果能留下来，至少可以提高人们对于地震灾害的防范意识。

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地震纪念墙

我要找的人一个也没有找到，在建国路地道桥，我遇到一位旧日邻居，他说你不用再去了，同院的人死了有一半，没死的也都走了，他也是要到滦县姥姥家待几天。于是我便没有到我的老院子去。我最担心的还是我那几个在北京刚刚分手的同学，虽然没有找到他们的家，但是我想，他们也许都还活着，只是到了外地。直到开学到了学校，才知道几个唐山的同学死了大半，那位答应给我弄酒的男同学死了，答应给我弄罐头的女同学也死了。那位女同学是我们班的文艺委员，长得很漂亮，跳舞也很好，死讯传来，全班一片唏嘘。最让人想不到的是，过了几天，收到了北京颐和园摄影部给那位女同学寄来的照片，她穿着花裙子，倚在湖边的栏杆上照的，日期是1976年7月26日。那一天几乎全部是集体活动，自由活动的时间很短暂，真不知道她是怎么跑到颐和园照了这样一张照片。那个时候女孩子不许穿花裙子，不带花的裙子也不许穿，工农兵学员要保持工农兵本色，而工农兵不穿裙子。她在临死前穿了一次花裙子，把最漂亮的容貌留给了人间。我拿着那一张照片半天没有上课，躺在床上处于半昏迷状态。那个时候我就想，生命为什么这样脆弱，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这脆弱的生命。如果没有奶奶的一句话，我此刻怕是也和他们一起死了。此刻我们是否还在一起？我们是在天国还是在地狱？人是否有灵魂？如果有灵魂，是活着好还是死了好？如果没有，活着又有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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