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口述档案”，按照国际档案理事会出版的《档案术语词典》的定义，就是“为研究利用而对个人进行的有计划采访的结果，通常为录音或录音逐字记录形式”[1]56。因此，它又被人们称为“活档案”。就中共党史档案资料而言，无论是档案界还是学术界，在一定程度上都存在着重文献轻口述、重收藏轻利用的问题，因而实有必要加强此项工作，以充分发挥其存史、资政、育人等重要作用。下面，以百色起义口述档案为例进行阐述。

一、重要意义

收集整理和开发利用中共党史口述档案，有利于更好实现其多种价值功能。第一，历史价值。它具有抢救历史资料、填补历史空白、丰富历史细节的重要作用，便于人们更加全面、具体地认识历史面貌。因为，作为一种个体化的“微观叙事”，口述档案为人们提供“听得见的历史”，使得往事立体生动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弥补了以往“正史”及文献档案只“概要式”记录重大的社会事件和政治精英人物的主要活动之不足。所以，“口述历史的重要性，往往为著作历史所不能及”[2]53。第二，现实价值。与文献档案一样，口述档案在当今同样具有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的价值功能，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重要参考和有益借鉴，包括传播文化、教育大众、促进发展等。第三，服务价值。将中共党史口述档案纳入档案收集管理范畴，不仅能丰富馆藏资料，完善馆藏方式，而且形成“人无我有”的特色档案，方便用户全方位、多角度地了解历史真相，同时也有利于发掘红色历史，开展革命传统教育，更好发挥档案馆公共服务功能。

二、实施路径

中共党史口述档案建设需要抓好“三个环节”和“八定”工作。

1.收集资料环节。首先要制订一个完备的行动计划，明确人员、经费、范围、线路、方法等内容，以便执行。其中，最主要的是“三定”。（1）“定内容”。在广泛查阅、了解现状的基础上，将收集重点放在以往未曾进行或极少进行采访调研的区域、对象和事件上，以便“查缺补漏”。对百色起义来说，虽然口述档案资料的收集、整理、编研已取得不少成果，尤其是莫文骅的《百色风暴》等红七军老将士亲自撰写或口述实录的革命回忆录以及《百色起义故事精选》等相关书籍，但仍有许多“空白”，如红七军北上江西、转战千里过程中所经历的事件、所发生的故事，迄今尚无系统收集，故有必要“重走红军路”，沿途采访，搜集资料。（2）“定对象”。可将访谈对象分为领导、战士、群众、后代四类。就领导类而言，百色起义涌现出一批威震四方的军事将领和党政领导，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少将以上军衔的有19人，担任省部军级以上职务的有20多人。由于身份特殊，他们自然都是访谈的“重点对象”。就战士类而言，百色起义鼎盛时期红七军将士就有近万人，赤卫队员更是“遍地开花”。广大战士的出身、经历、感受千差万别，正好可以丰富口述档案内容。比如，《老战士回忆红七军》等书中的篇章，就从不同角度讲述红七军的非凡经历和精神风貌。就群众类而言，虽然他们多是担任制作军衣、运送粮食、掩护战士、传递情报等“后勤工作”，却为革命胜利作出了巨大牺牲和无私奉献，但以往的文献档案极少记录他们，因而实有必要进行访谈记录。就后代类而言，由于当年参加斗争的先辈们大多已经去世，而他们的后代子孙不仅是历史事件的听闻者、知情者，也是深受先辈教育影响之人，从他们的口中讲述先辈的事迹以及自身的感受，自然“别有一番滋味”。比如，《我的父亲与红七军》一书共收录了33位红七军老将士的儿女回忆父辈战斗历程、生活故事的口述实录文章，读之令人感佩。（3）“定途径”。只有创新途径，扩大范围，才能搞好资料收集工作。一要搞好“接收”。当红军将士或亲属将相关资料“主动赠送”时，档案部门要热情接受并妥善保管。二要搞好“征集”。档案部门应通过印发通知、张贴布告等方式，对社会各界进行宣传，动员相关人员将自身存有的资料捐献出来。倘若不愿捐赠，则通过代存、复制、购买等方式进行收集。三要搞好“搜集”。相关部门经多方了解掌握线索之后，对于存有相关口述档案资料的单位、个人要主动上门寻找，通过询要、收购、代存或抄录、拍摄等方式给予收集。比如，百色学院师生知悉田阳县百谷红军村村民存有当年广为传唱的数十首“壮语红军歌”歌本，便主动前往寻找，形成了别具特色的口述档案。四要搞好“采集”。与上述几种方式要来“现成资料”不同，它是相关部门通过实地访谈，得到素材，之后才整理成档的，其中包括准备访谈、实施访谈和结束访谈三个步骤。“准备访谈”主要是制订访谈计划，拟定访谈提纲，因为“从根本上说，计划是访谈员的地图。……这样你可以脚踏实地、充满信心地把访谈进行下去” 。“实施访谈”要搞好提问和记录，而“提问”尤为关键，只有遵循具体、简洁、自然、专业、创新、渐进六个原则，才能让受访者打开记忆之门。“记录”则要综合运用笔记、录音记录、音像记录等多种方式，确保记录的“原始性”和“完整性”，以便后期制作。百色学院数十名师生分赴10多个县区，召开30多场访谈会，采访近百人，掌握了上百万字的一手资料，形成了几十盒录音、录像带，最终才有《百色起义·红色记忆》一书的编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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