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里木石油勘探开发会战是我国石油工业贯彻“稳定东部、发展西部”方针，实施战略转移的重大部署。1989年4月10日，塔里木石油勘探开发指挥部正式成立，会战拉开序幕。但会战面临许多难题，资金严重短缺就是其中之一。

一、贷款搞勘探

(一)会战资金严重短缺

1988年，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石油工业管理体制发生了重大变革。国家决定设立能源部，撤销石油工业部，原石油部的政府职能移交能源部行使，并以原石油工业部为基础成立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 (以下简称总公司)。从政府部门变成国有企业，资金来源发生很大变化。根据财政部制定的财政政策，总公司筹措到的资金除保证东部油田生产需求和勘探费用外，很难满足塔里木勘探资金的大量需求。因为当时上塔里木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压力就是有人说：把东部的钱拿去搞塔里木勘探了，影响了东部原油产量的稳定。

这个时期，总公司又面临着政策性亏损的局面。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力度不断加大，市场机制发育较快，但石油价格体制仍然处于“双轨制”，即计划内外两种价格并存，市场价格与计划价格差距不断扩大。由于老油田油气开发难度增大，物价上涨等因素，油气生产成本逐年升高，加之国内长期执行低油价政策，计划内原油价格仅相当于国际油价的1/3，气价仅相当于油价的47％，致使陆上石油工业资金缺口也越来越大。石油工业所用原材料由国家计划拨款的比例越来越少，石油建设资金严重短缺，90％的资金需要按国家现行政策进行自筹，但筹措的资金仍然不能适应勘探的需要。吨油税赋增加，原材料价格上涨 (按照价格计算，过去4吨原油换1吨钢材，当时要8吨原油换1吨钢材)，长期负债经营。从1988年开始，连续6年出现全行业政策性亏损。塔里木石油勘探开发会战就是在这种资金严重短缺的情况下进行的。

(二)国外贷款艰难

塔里木石油勘探开发会战，1989年花了5．3亿元，1990年我们大规模增加了工作量，投资猛增到16亿元。1991年预计要20亿元。计划投入开发的轮南、东河塘、桑塔木等油田，效益要在油田建成投产后才能显现出来。

1991年1月8日，国务院召开能源工作座谈会。李鹏总理听了我们汇报后，说：“能源工业四个行业，我最不放心的还是石油。对原油生产，就要千方百计去借钱，下决心借钱搞勘探和开发。我跟日本的竹下、金丸信都讲了，要借钱。下决心借钱搞勘探开发，然后用油偿还。”

贷款发展石油工业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经国务院同意，允许石油工业采用多种方式引进外资，用于引进国外先进工艺技术和设备、油田开发和化工建设，弥补石油工业资金缺口。1987年至1995年为集中利用外资贷款时期，国家共批准总公司利用外资贷款项目72个，合资合作项目6个，分布于全国18个石油管理 (勘探)局。贷款中有世界银行贷款、日本输出入银行商业贷款、日本伊藤忠和三菱石油公司补偿贸易贷款、英国政府贷款、西班牙政府贷款、西班牙出口信贷、芬兰政府贷款、意大利政府混合贷款，以及其他外国商业贷款和中国银行外汇贷款等。

总公司为争取国外贷款作了很大努力，但由于油气勘探是风险很高的行业，加之塔里木盆地勘探程度低、技术难度大，国外投资方均采取谨慎态度。首先试着向我们的近邻而又缺油的日本银行贷款。1989年11月，日本樱内义雄议长带领一个代表团来访问，我陪同李鹏总理去会见。会见前，我向他们介绍了塔里木的情况。他们首先要了解的是塔里木资源前景怎么样，有希望才能借钱。另外，他们还问，塔里木的油能不能运得出来，油价会不会比别人高，等等。可见，塔里木借钱搞勘探，外国金融界是很有顾虑的。

1991年4月9日至25日，我率领总公司代表团到日本、加拿大、美国访问。在日本，我向他们谈贷款进行塔里木盆地油气勘探开发的问题。日本每年消耗原油2．6亿吨，基本依赖进口，主要来自中东、苏联和印尼。由于中东地区政局动荡，苏联、印尼产量下降，日本极为关切油气的稳定供应，正在寻求供应来源的多元化。他们采取的一项主要策略是向产油国家提供资金，并以原油偿还本息为条件。基于这种战略考虑，日方很重视与中国石油界的合作，以期增加我对日的原油出口，并能保证长期稳定供应。

他们首先了解塔里木油气资源前景，接着再次询问油能不能运出来，运出来后油价是不是很高等等。日本人很精明，他们有钱，但他们的钱不是那么容易借到手的。他们担心塔里木盆地勘探风险太大，资金万一沉没了怎么办?我耐心向他们解释说，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是国家公司，手里不光塔里木一块油区，还有其他油田，到还贷时候万一塔里木没有那么多油还贷款，我们会用其他油田的油还。借钱给我们是绝对没有风险的。尽管如此，我们最后还是只在伊藤忠商社借到了1亿美元。1亿美元当时尚不够塔里木一年用的。这1亿美元，后来我们用在了吐哈石油勘探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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