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这是我们坚持四个“自信”的关键所在。但是，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人均资源匮乏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必须以更高的经济效益、更低的发展成本和更快的发展速度，才能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这也是从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转变发展方式”，实现效益型、内涵型发展的原因。在今天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产业结构再次面临升级和优化，资源和环境约束更为严峻的条件下，转变发展方式、走上效益型发展道路更为紧迫。然而，这并不是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方式没有转变，经济效益没有提高，而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对发展方式的要求越来越高，并且发展方式是一个不断提高的动态过程。因此，怎样看待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并给予符合实际的解释和评价，成为中共党史和经济史研究需要回答的重要问题。

一、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实质上是工业化与市场化、城市化、全球化“四化”同步的过程。如果说工业化代表生产力发展，市场化代表生产关系演变，那么二者构成的生产方式变化，则是整个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如此大规模的人口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不仅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也是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伟大变革。这种极为迅速的发展必然是波浪式的、不平衡的，有其不可能跨越的位于初级和高级之间的发展阶段。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一个长期动态演进的过程。在工业化初期，主要表现为传统的经济部门、新兴的经济部门共同发展的特征。而新兴的经济部门又存在着低端产业与高端产业并存发展的特征，特别是中国作为一个地域辽阔、人力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大国，既要发挥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又要实行“赶超战略”，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实现产业升级、提高国际竞争力。这就使得劳动密集型企业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共同发展、各得其所。因此1949年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实际上始终是双重任务:一是实现传统意义上的工业化，将大量人口和资源从传统农业转到现代工业，并以此为基础改造农业;二是实现工业内部的高端产业发展，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的工业发展水平，实现现代化。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加上资源和环境的约束，后一个任务越来越突出、越来越紧迫。产业结构升级和供给侧改革，换句话说，就是要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

与工业化、市场化和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相伴随的，是作为经济血液和资源配置优化工具的金融业得到空前发展和繁荣，真正表现出作为国民经济命脉的角色。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建立了庞大的货币金融体系来刺激经济发展。截至2014年底，广义货币 (M2)余额达到122．8万亿元，相当于当年GDP的193%。而庞大的货币量供应也促进了经济的增长。

金融深化指数 (M2/GDP)自1978年以来，特别是在90年代后迅速攀升，不仅超过与中国发展水平相近的发展中国家，在2000年以后也高于发达国家。在经济高增长阶段，金融深化指数1992年为0．90。此后不断提高，1997年为1．22，2006年提高到1．60，2012年则攀升至1．82，在经济新常态下的2014年更是高达1．93。中国货币供给 (M2)与经济增长有大致相同的趋势，说明货币刺激了经济增长，这已被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践所证实。然而，2012年世界其他国家的金融深化指数如下:美国为0．67、法国为1．58、英国为1．61;亚洲“四小龙”中韩国为1．44、新加坡为1．38;“金砖四国”中印度为0．76、巴西为0．81和俄罗斯为0．52。①根据《国际统计年鉴2014》( (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页。。这反映了在人均GDP较低的情况下，中国金融深化指数远远高于上述其他国家。金融深化过高造成了资源配置效率降低，导致经济“脱实向虚”，严重影响到产业结构的升级，从而阻碍了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提高。

与上述工业化和市场化快速推进过程相伴随的另一个重大变化，是收入分配和财富占有差距的扩大。从宏观收入分配结构来看，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国民收入部门分配的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动，居民收入分配的比重下降非常迅速，而政府和企业收入分配的比重上升。1990年至2010年，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由53．4%降到45．0%。与此同时，合并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反映的企业盈余占GDP比重则表现出上升趋势，由1990年的34．9%增至42．1%;政府部门的生产税净额稳中有升，由11．7%提高至12．9%。1978年至2014年，中国职工工资总额占GDP比重由16%下降到13%，远低于2007年美国56%、英国55%、德国49%的水平。③1978年至2008年的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2009》 ( 2009年至2014年的数据由于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都没有职工工资总额数据，故用《中国统计年鉴20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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