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中国外交历史为研究对象，时间空间和内涵外延等都比较清楚。但在这个民族国家的全球社会中，凡事既受国际态势影响，更受国情民风制约。目前，国内学界已有不少就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以及冷战国际史研究等概念范畴加以比较辨析的讨论。显而易见，就研究对象、过程和方法而言，这些概念都是相关的，联系比较紧密、相互交叠，但笔者欲强调指出，“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自有其禀性和特质。

国史是正史，涵盖内政外交，外交史是其中的一个主要方面，但编撰国史的宗旨主要还在内政，外交是内政的延伸，总体上是服务于内政的。如果将“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视为一个特定的学科领域，内涵、外延则必然有所限定和延伸。外交史研究更看重国际互动和对外关系，这就进入了外交和国际关系的场域，其权力、制度、规则和规范的制约与影响也就得以凸显。国家大小禀赋有别，国际关系跌宕起伏，这也是为何外交史研究很容易突出差异和张力的根本原因。类似概念还有“当代中国对外关系史”，它很贴近“当代中国外交史”，但其实有别(1)在上一组“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现状与未来”学术笔谈中，有学者曾有“正名”之论，认为“当代中国对外关系史”更能反映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实际情况。参见牛军：《关于当代中国对外关系史研究的几点看法》，《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4期。在西文如英文语境中，两者所指差异甚大，但如依据汉语“外交”词源释义变化，“外交”则更加宽泛、更具包容性。另外还可以强调的是，“外交”多指一国各行为体主动发起的对外政策、行为和过程，而“对外关系”则更指国家整体对外交往的客观状态。故而本文仍从约定俗成。。

在中共党史研究与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之间，同样需要作一点辨析说明。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语境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一切，对于中国外交也不例外，但从政制法理上说，外交首先是中央政府的重要职能和事务，党的领导是通过这个规定和过程来体现的。政党外交在中国外交中很重要，很有中国特色，但也必须在外交的总体概念和框架中理解与把握才能得其精要。所以，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应该是中共党史研究的一部分重要内容，很多研究纲领、主题和目标都可以是一致的，但各自又都具有广大的思想内容和理论方法空间，各具鲜明特色。

冷战结束以来，冷战国际史研究在美欧蔚为风潮，也在中国枝繁叶茂、开花结果，既显示了历史研究的本分，也彰显了这个时代的特色，那就是学术视野和交往的国际化乃至全球化。冷战国际史研究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身堪称强势的纲领、范式、话语和方法，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也受到深刻影响。可以说，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在拓宽视野、打开思路、充实过程、加强交流、提升影响的发展中，冷战国际史研究颇多助益，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这一研究领域勃兴的思想学术背景。换个角度，鉴于中国以及中国外交在世界上的地位，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也在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占有了一席之地，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主题、话语、观点和风格，大大提升了在这个领域中参与国际对话和交流的能力与地位。然而，即便仅从学术思潮的背景着眼，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也应该有别于冷战国际史研究。

一、主题：超越“冷战国际史”研究范式

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主题似乎是不证自明的，那就是研究当代中国外交历史的来龙去脉与因果关联。随着新中国成立以来革命和建设、改革和开放的历史进程，当代中国外交史及其研究都同样体现为不断变化和进步的过程，所以有诸如“革命外交”“发展外交”之谓，以区别和突出不同时期中国外交的主要任务和特征，如今则要不断拓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但是，如何发现和展开对这些主题和具体问题的研究，形成不同基调和风格的研究方向，则需要所谓“研究范式”的观照与把握。

改革开放之前，要说有一点儿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话，其研究范式也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比如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内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对外以“反帝”“反修”和“世界革命”为主线，深受“左”的意识形态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正如中国物质建设和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也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严格来说，作为一个学科领域才开始成形生长。冷战结束后特别是最近一些年，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发展和进步是有目共睹的。毋庸置疑，其根本的力量源自中国自身，亦即当代中国实力和财富的累积、制度和规范的改革、知识和观念的更新、交流与对话的延展等要素，可谓史无前例、举世无匹，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从中不断得到支持、涵养和激励。与此同时，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也受到国际学术思潮和范式的影响，其荦荦大者即冷战国际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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