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研究

马克思历史辩证法与中共党史研究的发展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0-12-29

历史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前提和基础。长期以来,党史研究强调矛盾分析法,强调实事求是、历史主义地看待问题,强调遵循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等等,都是在马克思历史辩证法这一科学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可以说,马克思历史辩证法在中共党史研究中的运用,深刻地影响了党史学科的整体面貌和发展进程。当前,中共党史学对历史辩证法的研究与运用形成了一些新的课题和领域,但依然存在着对辩证法理论空泛化、标签化理解:或者在运用中寻章摘句,公式化地照抄套用;或者致力于“碎片化”的个案研究,陷入后现代史学的虚无主义。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当前已经“过时”,缺乏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正确理解和信仰。重新审视马克思历史辩证法对于中共党史研究的科学意义,及其在21世纪中共党史学领域的贯彻路径,是统一思想认识、构建成熟学科体系的新的基点。

一、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基本思想及其对党史研究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历史辩证法是主张人类社会历史是一个有规律的发展过程的学说,是与形而上学根本对立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就本质而言,历史辩证法是人类社会历史本身固有的特征,其产生为人们揭示历史过程的内部矛盾和规律性提供了可能。马克思历史辩证法认为,人类社会历史不是一些杂乱无章的偶然事件的堆积,而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变化、充满矛盾又有规律可循的辩证发展过程,不仅包含着宇宙的普遍规律——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而且存在着反映这些规律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必然性与偶然性、现象与本质、原因与结果、渐变与突变等一系列辩证法范畴。其中,事物矛盾运动的法则,即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马克思指出,“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的实质。”[1]否认了对立统一规律,也就从根本上否认了辩证法。马克思并进一步将辩证法运用于社会实践层面,指出只有承认矛盾斗争的绝对性,才能正视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科学预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将来。因此,马克思历史辩证法不仅是对历史客观规律的揭示,也是对人类命运和前途的探索,是科学维度和价值维度的统一。马克思历史辩证法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特征:一是从本质来看,马克思历史辩证法是唯物主义的,与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思辨辩证法不同,它把历史辩证法奠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认为真正的历史辩证法不是从思辨出发,而是从“现实的个人”出发,以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实践为基础,这使辩证法理论发生了质的变化,彻底消解了原来的唯心史观。二是从思维方式来看,马克思历史辩证法既强调历史维度,又强调辩证法维度,体现了历史主义与辩证思维方式的统一。马克思历史辩证法范畴中的“历史”意涵,不仅是指作为“实体”或“对象”的社会历史,更重要的是把事物当作“过程”来理解的辩证思维,既蕴涵了历史的规律性维度,又突出了历史的主体创造性维度。这样,历史性与辩证性并不是割裂的,恰恰是相互联系、互为补充的。三是从效果来看,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实质是理论与实践的创造性结合,强调将历史辩证法运用于现实社会矛盾和具体问题的分析解决中,不能仅停留在“思维层面”或“解释领域”。它要求人们在辩证地认识人类社会历史的基础上,进一步去改造世界。

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诞生是哲学社会科学史上的伟大变革,它克服了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吸收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真正实现了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有机统一。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坚持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指导,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首先,马克思历史辩证法与唯物史观是内在统一的,是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相较于黑格尔不仅是辩证法思想上的吸收和继承,而且通过唯物史观实现了历史辩证法的彻底革命,使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历史发展的根源和动力问题得到了科学的说明。在马克思历史辩证法中,历史观是基础,辩证法是核心。历史观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确立了对待历史的基本态度,历史观并不能改变既成的历史事实,但它能决定如何解释历史,不同历史观下的历史书写有着根本的区别,正如普列汉诺夫所强调的,“它(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包括了一切有实际价值的历史观念,并且给予这些观念一个非常坚固的基础。”[2]这个基础就是科学的历史观。在此基础上,历史辩证法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演进、形态和发展规律,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中共党史学科甚至整个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必须是一个足以阐明从社会经济基础、人的地位作用到上层建筑的辩证运动的科学思想体系。马克思历史辩证法作为这一思想体系的指导理论,不同于一般的、具体的研究方法。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23日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显示出,历史辩证法作为科学思想中的巨大成果含有历史观和方法论的双重意蕴,对于我们书写党的历史的“本然”与“所以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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