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当前国内历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外交史与国际关系史研究所呈现的蓬勃向上的发展态势可谓有目共睹，特别是在冷战史框架下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为载体展开的相关研究已经初步进入国际学术前沿[注]王立新：《从外交史到国际史：改革开放40年来的国际关系史研究》，《世界历史》2018年第4期。。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通过与国外研究状况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一个独特现象，就是国内学术界的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还可被归入中共党史研究的学科范畴，专门的中共党史刊物成为外交史研究者发表学术成果的重要阵地，外交史研究者可以参加党史研究的学术研讨会，甚至凭借其在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中的代表性成果而奠定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的影响力。相较而言，放眼国际学术界，那些专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的域外学者，则仍然只会被冠以传统的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专家，而很少会被归入中共党史研究者的行列。

当然，就学者本身的研究活动来说，这样一种区分的实际意义并不大，但从学科划界的角度来看，其间包含的一个事实就是国内的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仍处于中共党史研究的框架之下。而谈到党史研究与当代中国外交史的关系，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有关党史与国史的学科关系，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已经持续很多年了。目前普遍接受的观点是，共和国史不等同于中共党史，但在党领导一切的情况下又必须承认，国史是不可能被单独划分出来的，特别是在军事、政治、经济、外交这些比较“大”的方面。就外交而言，毋庸置疑是处于党的领导之下的国家事务的最重要方面之一。内政、外交这两个国家治理的主线，必然是执政党牢牢把握的。这种情况在冷战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前国家整体形势处在一种高度政治化和一元化的背景下显得尤为突出。因此，尽管按照一般的意义加以理解，外交事务的决策及行为主体应当是掌握最高行政权力的职能机关，但是具体到当代中国的实际情况，党在外交方面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党的外事决策机制和决策过程以及党的最高领导人在对外问题上的思想活动，实际上占据了整个外交事务的绝大部分空间和脉络。正是这种执政党对于外交事务的绝对领导，决定了国内对于当代中国外交史的研究特别是冷战时期的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是无法脱离中共党史研究范畴的，这是由当代中国的实际国情所决定的，也是中国学术研究的特色所在。当然，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史中，研究者也可以感受到类似规则的影响力，但在研究美国、英国、法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外交史的过程中显然是不会遇到的。

以上客观现实的存在，决定了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实际上无法脱离中共党史这个大框架，这也意味着对于相当多的研究者来说，在中共党史领域积累的认识和经验很大程度上也会影响到对当代中国外交史进行考察的深度和广度。具体来说，可能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当代中国外交史与内政史之间的关联度是极为密切的。众所周知，自1949年以来，中国国内发生的很多重大事件和政治运动都与对外关系的变化息息相关，特别是党的决策层对于外交政策的判断有时甚至左右国家战略的走向。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要想准确把握当代中国外交史演变的内在逻辑，就不能不去关注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历史侧面，而如上所述，这些较“大”的方面都在党的统一领导之下，同样属于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就此而论，想要真正研究好当代中国外交史，党史研究的相关工作是绕不过去的。

第二，中国外交决策的生成机制要求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者必须深入关注中共党史的相关内容。新中国成立后，外交部等政府机关并不承担外事工作的决策作用，党的最高领导层才掌握着决断的最后权力。这就是为什么在从事当代中国外交史的研究时，研究者往往需要尽可能广泛地收集和阅读有关党的最高领导人的外交文选、年谱、外宾谈话记录等文献材料。因为只有尽可能地把握领导人的思路及判断，才有可能真正探究到中国外交决策的一些实质性内容，这部分内容显然也正是党史研究所重点关注的内容。

第三，双轨制的对外交往模式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本身的对外活动也是当代中国外交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的双轨制指的是党和国家的两个对外交往系统共存的状况，而中共的对外关系历史不仅在时间跨度上要比新中国的外交史开始得更早，而且在处理与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及其他政治团体的党际关系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冷战时期国际共运的大背景下，往往对国家的对外行为发挥着更为直接而深刻的影响，这一点在以往有关中国与苏联、越南、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史的研究中已经有了较为充分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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