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第二，“去伪存真”。这既是考证史料的基本要求，也是解读史料的必要方法。但“解读”与“考证”毕竟不同。一般说来，考证史料的真伪，只是完成任务的一半，还有一半则属于解读工作，如分析作伪者的动机，以及真伪之间的联系，等等。梁启超说：“伪事与伪书异，伪书中有真事，真书中有伪事也。事之伪者与误者又异，误者无意失误，伪者有意虚构也”。比如，陈公博、张国焘、王明等一些党史人物的回忆录，一般被视为“伪书”，但其中也有“真事”；而斯诺的《西行漫记》，一般被视为“真书”，但其中也有不实记载。例如书中说：“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第一个苏维埃在湖南边界的茶陵成立了，第一个苏维埃政府选举出来了。主席是杜修经。”但杜修经证实，他当时并未作过苏维埃主席一事。杜修经说：“实际上没有那回事……我没当过苏维埃主席，也不知道是毛泽东同志说错了，还是斯诺访问时记错了。”

第三，“由此及彼”。即由这一现象联系到那一现象，这种方法要求我们不能孤立地看一种史料，而应把一类史料联系起来作全面考察。在党史研究中，运用“由此及彼”方法解读史料，关键是要找出不同史料间的相同点、联系点和差异点。找出相同点，可以通过不同史料互相印证，来增强我们认识问题的准确性；找出联系点，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史事演化的过程，以及历史的各个侧面；而找出差异点，则可以提示我们更深入地研究问题。比如，关于陈独秀的生年，起初大家的说法就不一致。1979年版《辞海》中的“陈独秀”辞条说是1880年，1980年版《周恩来选集》（上卷）和1981年版《刘少奇选集》（上卷）也持这一说法。而1980年出版的《后期的陈独秀及其文章选编》一书则说是“一八七九年阴历八月生”。后来研究者查阅《陈氏宗谱》，才知其生于清光绪五年（1879年），这也与1937年陈独秀写的《实庵自传》说法一致。这样陈独秀的确切生年才真相大白。

此外，一些社会风俗，我们也要有所了解。比如，旧社会有句俗语：“穷不离卦摊，富不离药罐，不贫不富，不离当铺。”因为穷人想富，常花小钱，算算何日发财；富人怕死，常吃补药，以求延年益寿；而一般人家虽无大钱，但多少也有两个值钱的物什，所以一时救急便去当铺，等有钱时再赎回来。这也就是中共党员在革命年代，常以卦摊、药店和当铺作为掩护的一个重要原因。而研究者如果缺乏这些知识，就无法“重现”一些党史事件的历史“场景”。总之，解读史料，我们要学会“穿越”，习惯于超越时空的往来穿行。正如翦伯赞指出的：“不钻进史料中去，不能研究历史；从史料中跑不出来，也不算懂得历史。”

其次，要从特定的“史学”语境来解读史料。我们知道，“历史事实从来不会‘纯粹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们“通常是通过记录者的心灵折射出来的”。这如同司法审判时不会原封不动地照录被审者所说的话，法庭的书记员甚至当场就开始整理口述的内容，使之符合语法结构。不过在这个环节上，史料尚可大体保留自己的“原生态”。但当法庭总结陈词时，“书记员”还必须依照现行法律的规定格式，对他的“记录”作重新加工。这时史料就会因这种“规定格式”，而失去它的“原生态”。因此解读史料的另一项工作，就是重构历史的观念，并在特定的史学语境中，打捞那些已经被格式化的内容。

语境分析：将史料置于“历史”和“史学”的双重语境中

毛泽东在《实践论》一文中指出：“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这里说的虽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般原理，但同样也是我们在解读史料中所要遵循的重要方法。

第一，“历史钩沉法”，即重新寻出业已沉没的史实。但“历史钩沉法”也不同于一般的史实考证，它更类似于胡适所说的“实验的方法”。其实质是依据新问题，查找新证据。

第三，“通盘联络法”，即将同类分散的史料联络起来，以显现其意义。因为有许多史实，在散落零乱时，看不出它们的价值，但一经联络，意义便极其重大。比如，在1928年1月到1930年8月间，上海郊区一共发生六次农民暴动。若分开来看似乎没有意义，但聚在一起就会发现问题。因为有五次省委没有批评，只有第四次遭到省委批评了，而且还特别严厉。但是比较起来，这一次既不是“左”得最厉害的，也不是损失最惨重的，为什么上级只对它作严厉批评呢？于是再分析六次暴动的时间和背景。前三次发生在第一次“左”倾错误时，本是由省委部署的，所以不会批评；而后两次是贯彻“立三路线”的，所以也没批评。只有第四次发生在第一次“左”倾错误纠正后，“立三路线”尚未形成时，因此才受到省委的严厉批评。这样一类比分析，对于我们研究中共党史的史事原委，意义就很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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