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25日下午，“北大文研论坛”第143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概念史视野下的中共革命研究”。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应星，文研院邀访学者、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孟庆延，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蒋凌楠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黄道炫主持。本次论坛为“中共革命研究的新视野”系列论坛之一。

研究不同类型的概念需要不同的分析工具。中国当前的概念史研究，主要受三种西方传统的影响。第一种传统侧重从观念史角度展开讨论，以德国为代表。第二种传统则更接近思想史的研究范式，以英国为代表。第三种传统来自法国，其主要代表福柯的谱系学研究理路，对应星教授启发最大。应星教授指出，《知识考古学》是福柯早期的作品，较大程度受到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而晚年出版的《规训与惩罚》，虽然仍围绕“规训”这一概念展开，却与话语/非话语实践及权力机制的分析紧密结合，可见其重点已经从知识考古学转向了权力谱系学。

应星认为，来自德国和英国的概念史研究传统皆是在这些国家的制度史、政治史已经发展成熟的基础上作为新路径而出现的。而现阶段党史研究的学术积累有限，因此更得注重将概念的溯源析义与政治事件、政治制度结合起来考察。因此，从学术借鉴的角度来说，应星更重视法国的权力谱系学这种分析路数，更强调“话语实践”与“非话语实践”的结合及其张力。

应星从概念史研究的含义、起源及方法等角度勾勒了概念史研究的综合图景，同时结合自己对“民主集中制”的研究展开了进一步反思。应星教授自陈，比起分析如“主义”“革命”“政党”等大的概念，自己的研究兴趣更偏向“民主集中制”这种制度性和中层性的概念。

具体而言，作为中国共产党最为重要的组织机制，“民主集中制”由苏俄传入中国后如何落地，又如何与更具体的概念（如红军中的“前敌委员会”）结合起来？应星认为，中共革命走的是军事革命道路，而十月革命胜利之后苏俄方才建立红军，这是中苏革命道路最大的不同之一。中苏革命的不同现实背景，使“民主集中制如何与武装斗争和军队组织结合起来”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对于军队而言，什么是“民主”的边界，什么是“集中”的内涵？

前敌委员会职能不断演进的过程，也是中共领导人在军队中不断探索这一问题答案的过程。南昌起义时期，“前敌委员会”首次出现在中共党史上。此时前敌委员会采取合议制，成员多是政治领袖，主要担负军事指挥职能，无权管理所在地区党组织。同时，旧军队中以军事首长为中心的传统也对红军中对党的领导的强调有消极的影响。而在大革命时期积累了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的毛泽东在领导秋收起义部队时，深感地方与军队分隔管理的不利，于是在革命实践中尝试打通地方和军队，逐步扩充前敌委员会的职权，使其成为既领导红四军又领导湘赣边界地方党组织的机构，而后又进一步扩展到对江西等省级党组织的领导上。与此同时，经过古田会议，毛泽东确定了前敌委员会在红军中的具体运作机制：“会前精密考察，会上民主讨论，会后严格督促”，其中第一、三环节均以前委书记为核心。毛泽东希望藉此保证工作决策中既有充分讨论，同时又能防止极端民主化和单纯军事观点的问题。此后，随着毛泽东在中央领导地位的确立，上述工作方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基本的领导方式。民主集中制“既要民主，又要集中”，本是较为模糊的概念，但进入中国后，中共领导人在处理地方党组织与军队的关系、前委书记一把手与委员合议制的关系等问题时，创造性地把模糊的概念转变为具体的实践，实现了“民主集中制”的具象展开。

随后，孟庆延回顾了个人研究的缘起。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是一场阶级革命，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有着自身的社会结构，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在20世纪初工业化程度较低的情况下，社会中的阶级分化情况与当时西方社会不同，也与当时的苏俄社会不同。当时，支配中国的分类方式主要是血缘和地缘，产业工人的力量很薄弱，党的领导也主要是接受了马列主义的中小知识分子。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阶级这种非本土的分类方式与分化方式，是如何进入中国的革命实践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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