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77级大学生。我们这届大学生经历了从“老路”到“新路”的转折全过程。我们于“历史在徘徊中前进”的时候参加高考。跨入校门不久，便出现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转折”。到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我们党作出第二个“历史决议”，国家结束了拨乱反正的历史阶段。那四年，名副其实地是从老路到新路的四年，是轰轰烈烈、举国沸腾、大思大进的四年。对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来说，也是不关心时事、不思想解放、不张扬青春个性、不“精神贵族”都很难的四年。

“两个转变”

我研究生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文化组，开始关注文艺界、思想文化界的各种现象，研究现实问题，视野更广了。中央书记处研究室解散的时候，我有机会到别的中央机关部门，条件也非常好，可我就是一门心思想搞学问。正好，1986年我读到过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一本叫《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的小册子，作者是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等前辈，发现毛泽东读了那么多书，里面还谈到毛泽东评论《红楼梦》等，跟我的专业很接近。我就给当时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当副主任的龚育之写了一封信，表达了我想到文献研究室工作的意思。龚育之同志向室里推荐后，1987年年底我就到了中央文献研究室。从此，一干就超过了30年。

到中央文献研究室后，我被分配到当时的理论组。做的第一个工作，就是校对《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的书稿。1988年，我的几本文艺论著出版，那时出书还不像现在这么容易，一时便不知天高地厚地送给一些同志“批评指正”。室主任李琦同志有一次碰到我，就跟我说：“陈晋呀，你写的东西我们都看不懂呀。”那时候喜欢拽新名词，就是新方法、新观念什么的。这句话给我的触动很深，从此开始了两个转变：一是转兴趣，立意研究党史文献，特别是研究毛泽东；二是转文风，要学会写非学院派的文章。

在积累材料方面，中央文献研究室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当时文献研究室找了三个年轻人来完成一本文献选编，我在里面。于是我就开始看毛泽东的档案材料，两年时间，从头看到尾，看了一个遍。看材料的过程很兴奋，越看越觉得毛泽东的语言风格、文章、气势，包括他的决策过程，都特别吸引人。看了两年多，我觉得该写点东西了。

我写的第一篇关于毛泽东的长篇论文，叫《毛泽东与文艺传统及其文化性格》。因为心里没有底，就先请我们理论组的组长石仲泉同志把关，他觉得不错，1990年在《党的文献》分三期连载。好多人都觉得角度比较新，很多老同志都很支持我。龚育之读了以后，专门跟我说，你这篇文章很好，我再给你补充一个材料。他说有首词传说是毛主席写的，当时他在中宣部还考证过，也以为是毛主席写的，实际上后来查证是山东大学一个叫高亨的教授写的。我还把这个材料补充到了我别的书里面。后来就写得越来越多了。

研究党的历史和理论如何做好积累工作

做研究，主要靠平时积累。而编辑党的文献，研究党的历史和理论，本身就是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工作。文献研究室编辑了那么多书，基本上是不署名的，背后不光是材料积累，也是研究积累。特别是对年代远一点的文稿，要考证，要查明版本，还要写题注、注释等，很麻烦，其实这也是在研究。我到中央文献研究室不久，就听说当时编一本毛泽东著作选编，为给其中一篇文献中提到的王实味作注，参加工作的同志就写了几万字的考证材料，最后落实到正式文字上，也就80多个字。还有，为了弄清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的一篇文稿中提到的是“茶油”还是“茶、油”，参加工作的同志不知查阅了多少文稿，还到井冈山实地调查。

我也有这方面的体会。编辑《毛泽东文艺论集》的时候，为了弄清楚毛泽东1938年一次讲话中提到的，关于徐志摩说过的“诗要如银针之响于幽谷”这句话的出处，我们把徐志摩的书、鲁迅的书、陈西滢的书，翻了个遍，遗憾的是，最终还是没有得出确切的结论。总之，我觉得文献研究室的日常工作都是在搞研究，至少是为研究积累材料、思路。我在这样的氛围中工作，自然也不会把工作和研究对立起来。对毛泽东的思想生平著作比其他研究单位的人熟悉一点，是很自然的。

需要说明的是，任何研究都离不开前人的积累。我的研究是建立在老一代党的文献工作者对毛泽东等老一代领导人的著作的编辑和研究基础上的。他们扎扎实实地编了很多书，有的可能是年龄大了，就没再写了，比较起来，我当时年轻，所以有劲头写写。在写作上，也是向文献研究室的老一代同志学习，比如逄先知、龚育之、金冲及、石仲泉等。对我们这些人，他们总是主动地“传帮带”，充满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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