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余论:是规避还是投石问路?

新文化史与党史研究的邂逅，是当代学术语境提供的机缘，并且在党史研究领域也已出现不自觉的研究成果，因而它绝对不是一种异想天开的人为构造① 党史学界早已开始进行有关新社会史方面的研究，微观史、符号史、概念史等的研究也有了理当受到鼓励的实绩。这些研究在某些关节点上，实际上与新文化史具有某种若合符节的关联。。但是，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就像任何一种新成员的加入，都可能引起队列结构的重新整合那样，新文化史的窜入肯定会引发党史研究学术形态的调整，这即便不将其看成是一种学术突围，也称得上是一种正常的学术尝试性跨越。现在的问题是，不能将新文化史看成包打天下的学术范式，不可轻易回避新文化史本身存在的局限，而党史研究介入其中遇上的相应难题，与其简单地规避，还不如投石问路地进行学术探索。

实际上，正当新文化史受到历史学界极大关注之际，新文化史研究的积极推动者林·亨特等人，就已在进行必要的反思，其中提出的“超越文化转向”口号就是一种极具批判性的标识。虽然林·亨特等人并没有抛弃新文化史的价值取向，但他们已意识到新文化史存在某种理论困境，尤其是在历史解释上，“文化”的功能应当如何安置成了焦点反思对象。新文化史的兴起在理论源头上深受海登·怀特和克利福德·吉尔茨等人的理论影响。怀特用诗学理论重新解释历史研究的观念，为新文化史注入语言释义的历史解释方法，为历史解释的文化转向提供了价值坐标。但是，怀特将诗学与史学看成是同构性的关系，极易导致抹平真实与虚构之间的本质沟壑，这就为新文化史的历史解释预设了难题。吉尔茨的文化解释是极富想象性的，并且也确实点到往昔史学研究在方法论上单调贫乏的弊端。但是，人类社会实践是否可以纳入文化秩序中被解释?吉尔茨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并且认为这种文化秩序就是“从历史上留下来的存在于符号中的意义模式，是以符号形式表达的前后相袭的概念系统”② 〔美〕克利福德·格尔茨著，韩莉译: 《文化的解释》，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109页。。但问题在于，社会实践的真实状况是否在符号形式中被呈现?也可以这样问，是否符号形式所指涉的意义，就是社会实践的真实状况?显然，这里涉入了历史阐释学的深水区，其中有关事实与意义的互释关系，容他日再议。需要提示的是，社会实践本身并不等于符号形式，但社会实践只能被符号形式所识别，它们是存在与识别的关系。因此，问题并不在于社会实践与文化秩序的互为建构是否可能，而在于承认社会实践的认知意义，是在文化秩序中被表达和建构，但这种表达和建构是否就外在于社会实践，或者与社会实践的事实存在无涉，如何在两者张力之间寻找互证前提以获得解释平衡，才是问题的关键。如若不是这样，那么，吉尔茨所谓的“真实，与想象一样，也是想象出来的”③ 〔美〕林·亨特编，姜进译:《新文化史》，第75页。说法就不可理解了。显然，这个问题构成新文化史对历史阐释的内在紧张，尤其是对表象史研究可信度造成理解的限制。

尽管伴随着新文化史而衍生的问题亟待解决，但这并不表明可以将新文化史关注的研究对象逐一删除，无论如何，文化、文本、符号、意义、实践、话语、仪式、叙事等这些曾经被遮蔽的历史对象物，它们确确实实就在那里，它们原本就是一种历史存在。党史研究只要推开学术之窗，同样可以看到它们鲜活的身影。党史研究假如有意自信地回应史学挑战，那么，无论从社会实践转向文化表征，还是从文化表征转回社会实践，在逻辑上都应该将其视作处在一种交叉、互补、融合等的历史关联之中。但同时应该意识到，这种关联并不是在同一个平面上的盘旋，其中的对象取舍、视角变换、论域转换等也存在差异，这些差异会根据历史解释的需要而发生侧重点的转移。党史研究叩问新文化史的意义，并不是毫无选择地全盘吞噬，即便“文化”成为一种解释历史变迁的因素，也不能将其视作当然的、唯一的解释手段。林·亨特等新文化史家的反思，提供了一种具有鼓励性的参考坐标，这种反思就是:“研究的难题必须得到认真的确定;证据必须得到认真的搜集;比较必须认真地被用来确保可概括性。”① 〔美〕理查德·比尔纳其等著，方杰译:《超越文化转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1页。党史研究当然还可以在这种反思的基础上，发展出切合党史研究特色的新文化史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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