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文本具有建构历史的功能似乎是可接受的，因为历史之所以可以被观察、思考、分析、研究，必须借助文本的基本构成要素:语言与符号。许多研究分支追踪其学理根源，大多与语言或符号的意义建构有关，如阅读史、表象史、概念史、话语史、记忆史等，都源自这两大要素。因此，对于党史研究来说，再游离于建立在语言或符号基础上的文化实践之外，显然已不合时宜。实际上，文本、话语、符号等并不是纯粹的语言学问题，对党史研究而言更是如此，它所要涉及的是语言与社会的文化意义关系，而不是语言本身的分析，尽管这种分析并非毫无意义。从语言的文化意义推及党史研究，问题就可能发生转换。例如，当研究者以极大热情关注党史领域的学习问题时，如党史上的学习运动或“学习型政党”这样的问题，显然可以将其转换为一种阅读史。阅读史是新文化史着意拓展的研究空间，它涉及阅读文本、阅读实践、阅读心理、阅读反应等文化性问题。如果将党史上的学习运动转换为阅读史研究，那么它就是试图“发现”阅读 (学习)行为是如何进行的，可能性效果又是如何，从而展现中共政治性学习行为是如何被建构起来。党史上的学习运动当然首先是一种政党的组织行为，但它又是政治组织范围内的个体阅读行为，两种行为又构成组织与个体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阅读往往是在或者可能是在自修性阅读、读书会阅读、讨论会阅读、讲座性阅读等运作方式中形成，这就有点像“文本们的议会”—— “想象文本们如同在议会里的议员，在某个历史时期或事件发生时，文本们便在一起互相倾听、讨论、协商”① 复旦大学历史系、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新文化史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40页。。假如将党史上的学习运动视为一种曾经发生过的“事件”，那么这一“事件”与阅读直接相关的历史环节，大多是由这一“事件”根据特定政治目的而制订的学习计划、对象、目的、要求等要素，以及开列出来的阅读书目、文件或其他学习材料等要素所构成。分析这些构成要素是如何执行的，其实就是将“学习”这种历史“事件”，转换为可被分析的阅读实践。

将党史上的学习运动纳入阅读史范畴进行研究，意味着阅读史成为党史研究的一个问题域，阅读史由此成为观察党史上与“学习”相关的一系列事件的窗口。这个“窗口”隐喻着思维方式的变更，亦即党史上学习运动的“学习者”身份，已被置换成阅读史中的“读者”角色。新文化史家在谈到“读者”在阅读史中的功能时强调，阅读“是一种在读者和文本之间发生关系的特定行为。尽管读者和文本因时因地各有不同，阅读史的研究却不应该被简化为这些林林总总的流水账，而应该在史实的基础上探讨读者与文本之间的关系。读者群的变化是怎样使文本的意义被重新构造，这才是问题的核心所在”② 〔美〕罗伯特·达恩顿著，萧知纬译:《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61页。。就此而言，对党史上的学习运动进行研究，就可以将问题置于“读者”与“文本”的相互关系之中，揭示“读者”或“读者群”——它们是参与学习运动的群体，与学习运动中的“文本”——它们可以被相应的组织方式、学习方式、学习意图、学习材料、学习空间等到底是如何建构这种以“学习”名义出现的运动。通过这样的分析，党史上的学习运动——可以举出其中的任何一次——是如何进行组织的、学习的规模如何、学习材料的性质如何、学习者的心理与态度如何、学习的最终效果如何等，所有这些是如何因阅读行为而产生思想意义和政治效果的。因此，将党史上的学习运动转换为阅读史研究，其最重要的目的，“便是让研究者留意到文本要经过读者阅读才会产生意义，要经过此传递的过程，文本负载的意义，才能成为所谓思想或文化的一部分，而在特定时空的社会当中发生效用”，也就是说，“阅读史的研究取向之一，就是研究思想或文化经由文本、成为读物，于特定时空被读者们所阅读，而后在社会中发生效力的过程”③ 复旦大学历史系、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新文化史与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33页。。这样的研究显然有别于过往那种简单地叙述党史上学习运动过程的研究方式，这是新文化史有益于党史研究的一个显著例证。

在新文化史触及的领域，依据党史本身的客观历史存在，其中可开拓的空间、可选择的议题、可讨论的问题等都存在着巨大的研究可能性。尽管新文化史家声称，新文化史的研究类型有物质文化史、身体史、表象史、政治文化史、语言社会史、旅行史等④ 〔英〕彼得·伯克著，刘华译: 《西方新社会文化史》，《历史教学问题》2000年第4期。，但党史研究大可不必因此而画地为牢，它应当根据党史领域的实际情况，选择可供研究的具体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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