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对党史的政治文化史研究，超越了传统的政治思想史或政治制度史研究，它不是停留在中共政治思想或中共政治家思想的平面分析上，而是将分析重心置于中共政治实体的多重结构分析上，既考察中共政治行为的文化构成，也考察社会群体① “社会群体”是一个极其混杂的概念，它被看成是人类的基本活动方式之一，是以一定社会关系为纽带的个人集合体，其中包含群体性结构、社会性互动、稳定性成员、规范性行为、同质性意识等要素。在日常生活话语场域，不同社会角色所构成的社会性关系群体，通常也被视为一种社会群体。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社会群体”的意义指涉往往泛化为“人民大众”“广大群众”等指称。对中共政治行为的文化反应，同时还考察中共政治行为在日常生活中的存在方式等。这种分析意味不仅是分析切入点的转换，其中的潜在意图在于位移政治行为主体与政治参与客体在历史分析中的角色。这种角色的出场至少构成三个层面的研究视角:第一，社会文化语境是如何构成中共政治活动的方式?第二，史料文本是如何表达中共政治活动的历史轨迹?第三，社会政治生活是如何对中共政治活动作出意义反应?这些领域的一系列分析，只有依托政治文化的历史表征才可能被解释。对党史的政治文化史研究，并不是简单地删除中共政治活动史事本身的存在价值，而是试图建立在这种存在价值基础上，重点将分析出发点投向文化的历史解释功能。从这种角度看，中共的政治活动就不再是政党或政治家在政治场域单枪匹马的驰骋，政治场域中的心理期待、心智状态、思维模式、话语特征等文化表象，反倒成为表征中共政治活动的起源、运行、走向、结局等的解释要素，这些要素在新文化史意义上，重构或塑造了中共政治行为的历史面相。一旦实施了这种视角切换，就意味着党史研究进入了一种新的论述关系。

视角切换同时暗含着一种研究意识的控制机制，它只是一种历史场景的位移，而不是史事的切断，另起炉灶。因此，党史的政治文化史研究有必要提防一种偏向，这种偏向往往抽空社会经济基础对历史解释的有效性，把文化解释当成天马行空的“独侠客”。就像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来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性质进行定性，尽管这种定性可以被理解为“并不是对过去的客观描述，而是将他们的价值观投射于过去”② 〔英〕彼得·伯克著，蔡玉辉译:《什么是文化史》，第115页。，但不能因此否认“半殖民地半封建”历史涵盖的社会经济关系。在这种前提下，“半殖民地半封建”才能够作为一种解释性概念，被运用于分析中国革命的政治特点。将“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作为一种政治术语，分析其中意义蕴涵的变化，就可以折射出中共政治革命的内在轨迹。一旦启动这种概念的分析程序，就显示“半殖民地半封建”历史过程被这个概念所解释，而概念解释的历史是与对应的政治、经济、社会语境相伴而行的，隐藏在概念背后的社会经济要素并不因概念解释的文化性而被抽空。

新文化史坚信通过政治文化史研究，可以揭示政治文化在一定条件下是塑造、建构政治行为的主要要素，这种历史意识在政治事件专门史的研究领域，其可行性是有史可征的。以林·亨特的法国大革命史研究为例便可佐证。林·亨特认为法国大革命的发生主要“不是新生产方式或经济现代化的出现，而是革命政治文化的出现”① 〔美〕林·亨特著，汪珍珠译:《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52页。。亨特直接将“革命的修辞学”“革命象征形式”等文化要素作为解释法国大革命史的出发点，认为“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文化不能从社会结构、社会冲突或革命者的社会身份中得出。政治实践也不仅仅是‘下层次的’(underlying)经济与社会利益的表达。革命者通过语言、意象与日常的政治活动，致力于重新构建社会和社会关系”② 〔美〕林·亨特著，汪珍珠译:《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第24—25页。。因此，需要分析的不是传统史学的那种二元因果解释关系，而是政治文化中的“隐蔽模式”，这种“隐蔽模式”实际上就是从“革命语言的普遍原则、革命象征物的运作，以及对仪式与体态的普遍关注”③ 〔美〕林·亨特著，汪珍珠译:《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第27页。等方面来分析法国大革命之史的变迁。亨特的这种史学分析确实揭示了重大政治事件的另一种历史面相。这种治史取法同样适用于对“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承载中共政治革命史的分析，此处不遑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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