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党史研究的困惑之处，就在于如何在社会经济分析与文化表象分析之间取得平衡，方法上的博弈的潜在意图是为了获取分析的可能性。就像已经阐明的那样，以文化表象分析为主轴的新文化史，其预设前提已承认了社会经济要素解释历史变迁的优先权，但“优先权”并不能顶替其他要素的解释功能。不但如此，新文化史还改写了历史解释构成要素的结构，认为在历史演进过程中，经济、社会、文化三种要素并不是相互分离的，而是共同贯穿于社会历史实践的全过程。其中，文化要素在不受诸如经济等要素的牵制下，就可能对社会的行为结构和行为意图进行建构，在一定条件下甚至可以对社会经济存在方式进行再塑造。实际上，就党史研究的方法而言，新文化史属意的种种分析意趣原本就隐匿其中，只不过历来研究者忽略或不在意它的功能罢了。

启动党史研究中的新文化史分析程序，只是试图展示这样一种认识场域:党史领域的种种史事变迁，在任何情况下都由行为者的心智自觉或不自觉所驱动，这种行为者心智蕴蓄着复杂的文化内涵，它可能是集体性的，也可能是个体性的，但这种行为者心智不仅是在相应的社会经济环境中形成，而且与这种社会经济环境存在内在的关系，对其进行文化分析的目的就在于揭示这种心智借以传达的文化价值与文化意义。进一步说，党史研究一旦介入新文化史，它试图分析的是文化要素如何成为建构党史变化的维度并且从中产生意义，党史如何在文化空间被表达并且以此来理解周边世界，文化要素如何塑造党史自身并且在文化实践中生产意义。显然，党史研究介入新文化史，在认识领域可以打开一扇观察问题的门窗，它让人们感悟到党史领域的诸种史事，并不是单向度地由社会经济所决定，这些“史事”之所以有意义，或者说之所以能够生产意义，完全是因为它是在文化中被表达或被建构的，唯有借助这种表达或建构，人们对党史领域的“史事”才有可能产生意义认知。即便是党史的整体性观察，假如摒弃文化性分析功能，那么种种整体性观察的可靠性同样值得怀疑。总归，党史领域的“史事”一旦被纳入意义分析范畴，文化解释也就当仁不让地构成这种分析的出发点。

三、视角切换:政治文化史

中共党史的研究视角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单向度的，按时空编年考异固然是基本的研究功夫，但翻转问题的切入点，或许还能看到不同的史事面相。这不是有意错置时空，而是观察维度的置换。多维度观察之所以可能，完全源自于党史的史事本相的多重性。从线性维度分析中共政治结构与政治行为，切换为分析这种结构与行为的文化存在方式，或许就是观察维度变换的例证。

新文化史提示:“人们是用文化的、心理的符号或密码来理解周围的世界。而一切实践活动，不论经济方面还是文化方面的，都依赖于这些文化，心理的符号或密码。”① 〔美〕乔伊斯·阿普尔比等著，刘北成等译:《历史的真相》，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202页。中共历史变迁中的一系列政治活动、经济活动、社会活动、思想活动等等，尽管不能简单地全都归类于文化现象，但所有的这些活动都是在相应的文化场域发生，因而也只能在文化场域才能够被理解。习惯上人们将中共历史学看成是政治性极强的学科，从意识形态意义上看，原本无可厚非。但这只是就研究对象的政治属性而言，而不是对学科历史属性的认定，尽管这个问题常常制造混乱，让人莫衷一是。实际上，对于中共的政治结构、政治行为、政治理念等现象，一旦要理解其为何如此这般，只能将其置于历史范畴内加以考察，才可能窥见其中的演变脉络。同样是历史观察，新文化史则将上述政治现象纳入文化范畴进行分析，也就是说，对党史政治现象的实证分析可以转换为一种文化表象分析，这就是党史的政治文化史研究。

政治史的文化表象通常借助象征形式、话语形式、符号形式、仪典形式等形态，来揭示政治史蕴涵的历史意义。党史的政治文化史所要研究的，并不是对直线时空中政治变迁的勾勒，或者仅仅对政治行为进行平面记录，它不是编年性的而是分析性的，是以政治表现如何被理解的角度来叙述。也就是说，这种研究关注的不是政治事件或政治人物的历史行为——尽管这种行为对这种研究是不可缺少的，而是关注政治行为如何可能，它是处在怎样的社会、经济、文化语境中，并且与这种语境发生了何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政治行为之外的“他者”对其施加了何种作用或影响，等等。诸如此类问题在党史的政治文化史研究中，过往鲜被涉及，现在将这些问题纳入党史研究的视野范围，正是新文化史之于党史研究具有积极意义的意蕴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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