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在共相与殊相之间博弈

党史研究与新文化史的对话空间，由于双方的史学同构性，使得党史研究可能介入其中而形成历史解释的自足性。但问题在于，面对这种“介入”，研究者可能陷入两种认知尴尬。其一，党史传统研究方式早已积淀为一套知识体系，原本并无所谓的新文化史的惹是生非，照样硕果累累，现在有必要自找麻烦吗?其二，研究对象的主体转向，挑战的不是问题本身的存在，而是问题提问方式的改变，这就涉及思维方式的置换，历史观察的直线式视角被切断，党史的历史叙事如何可能?这两方面认知所产生的疑虑，与其说是党史研究试图变更学术视域所造成，倒不如说是党史研究因新文化史提供的历史解释方式所引起。因此，在知识共同体的意义上，党史研究与新文化史谋求可通约的互为交流的契合点，建构可阐释的互为介入的涵盖面，应当是获取合理认知的路径。

对中共历史上发生的任何史事无论采用何种方式进行研究，都是研究主体对研究客体进行分析、描述、解释、评判的一种心智行为。这种心智行为的独特性，就在于它是由研究主体来实施的，并赋予研究客体以意义，而研究主体采用何种手段对历史进行意义解剖，都意味着试图使早已逝去的历史发出回声。如何才能接收到这种历史“回声”呢?长期以来，党史研究者费尽心力，试图探索再现中共历史发展变迁的有效方法，为此还为学科性质而争论不休。实际上，中共的历史在政治层面与社会层面之间存在巨大张力，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完全可以在这种张力之间展开。中共的历史既是一部置身于中国革命过程中的政治性历史，也是一部置身于中国现代社会变革中的社会性历史。这种双重身份正是引发晚近所谓“革命史”方式与“现代化”方式争执的内在根据。但是，争执的意义无论如何，都改变不了中共历史原有的内在双重叙事的特征。

中共党史蕴涵的是一种政党行为的历史，它既是作为政党的组织政治行为的历史，也是作为政党的社会活动行为的历史。就此而言，党史研究原本应当呈现的正是这些“组织”的或“社会”的历史叙事，由这些历史叙事的具体环节构成中共历史的总体面貌。历史的共相与殊相是一个统一体，因殊相的存在，共相的呈现才有可能，其中的奥妙在于:“每种人类活动，本质上都是一种限定在某一明确时空中的个体的暂时现象。严格地说，每件事实都是独一无二的。但是，一个人的每次活动都类似于这同一个人所做的其他活动，或者同一群人中其他人所做的活动，而且那些活动相类似的程度时常还很高，以至于那些活动有了一个共同的名称，而且在这一名称之下，那些活动的个体性消失了。”① 〔法〕朗格诺瓦、瑟诺博司著，余伟译: 《史学原论》，大象出版社，2010年，第142页。在“共同的名称”之下的党史叙事，可以展示中共历史的一般性特征。这种研究方式的长期性知识积累，形成的就是党史研究中的整体性历史意识。

但是，即便以整体性意识对党史进行观察，也不得不在这种意识背后默认，在实际的中共历史演进过程中，整体性变迁并不能够取代涵盖各种具体历史环节的复杂史事经验。史事经验是支撑整体性党史发展与变迁的要素，也是党史之所以能够构成历史的依据。整体性党史因为必须关照历史时序的连续性，因而它通常只是线性历史时间的演进，而党史的复杂史事经验往往处在互为交错、覆盖、冲撞、迂回等状态之中，这是线性历史无法反映的，“把事情组合在线性进化的发展中，很多摆荡来回就看不到，很多的低音也不见了”② 王汎森:《执拗的低音》，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第35页。。那些被隐喻为“低音”的历史现象，常常被宏观整体史轻易地视为无关紧要，而在实际上，删除“低音”的个体性历史，任何宏大、整体的历史都不可能“高调”出场。研究一片海洋的傲慢，必须从尊重每一滴水的谦逊开始。

已有的研究经验表明，党史研究一旦从整体分析的视角入手，由何种力量来决定这种历史变迁的观念，就隐藏在相关的历史意识之中。这种历史意识认为，中国近现代以来的社会经济因素是决定中共历史整体发展变迁的最终力量，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同样符合社会经济变迁的演进轨迹。因此，解释推进中共历史发展变化的最终动力，就不能不诉诸现代中国社会的经济关系和中国革命的基本性质。这种历史意识构成长期以来解释中共党史的元叙事，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看，这种元叙事对中共历史发展的解释和判断，在本质意义上并无不妥。不但如此，这种元叙事还是建构党史研究意识形态基础的理论根基。但进一步的问题是，承认这种理论根基的元叙事，是否就意味着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历史要素可以成为解释党史发展变迁的动因?实际上，翻转观察视角，去探视左右中共历史行为种种表象背后的要素，完全可以从中发觉，除了社会经济要素之外，文化要素同样构成中共历史变迁的动因，党史解释也因“文化”要素的介入，更显示其历史面貌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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