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在汤普森或马克思的历史意识中，与经济关系不同的文化要素同样可以构成解释历史的前提。当然，新文化史的理论灵感主要来源于汤普森而不是马克思，但这并不妨碍其解释历史的可行性。新文化史“一方面，它注重考察历史中的文化因素和文化层面，也就是说，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从以往偏重于政治军事或经济社会等方面转移到社会文化范畴之内;另一方面，它提出用文化的观念来解释历史，新文化史在方法上借助了文化人类学、语言学、文化研究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通过对语言、符号、仪式等文化象征的分析，解释其中的文化内涵与意义”⑤ 周兵:《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页。。就历史意识而论，新文化史追问的不是“文化”现象是什么，而是这种现象在解释历史时成为什么。这也就是新文化史家彼得·伯克所强调的“在某种意义上，新文化史所遵循的是一种新的‘范式’”① 〔英〕彼得·伯克著，蔡玉辉译:《什么是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7页。。所谓新范式，主要是指新文化史试图突破以往那种将文化置于历史观察被动地位的分析模式，而将文化的存在看成是历史变迁的决定性要素之一。另一位新文化史家林·亨特也强调:“经济和社会关系并不先于或决定文化关系，它们本身就是文化实践与文化生产的场所——对文化生产的解释是不能从文化外经验维度推论出来的。”② 〔美〕林·亨特编，姜进译:《新文化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7页。按照这种认知，显然可以推导出一种历史观念，即任何一种文化实践尽管必须在经济和社会关系这样的“场所”中生产，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和社会关系之于文化实践就享有优先权，不仅如此，文化实践反而能够塑造经济和社会关系，能够改变社会经济生产的状态。新文化史的核心历史意识就是确认在历史认识域里，文化具有解释历史变迁的功能。

按照常通的史识，文化生产受一定经济社会关系的制约，可是一旦文化成为解释历史的主导要素，似乎就会颠覆文化生产与经济社会的主仆关系，继而推论出历史解释客观性的丧失。但是，这恰是出自于对历史认识功能的误解。在新文化史的观念中，社会经济关系已经先在地制约着文化要素的作用，文化要素的自主解释功能是建立在历史实在本体基础之上的，所谓“承认‘客观性’自身实际上已成为了历史，而历史学家们恰好被委托去书写它”③ 李宏图、王加丰选编:《表象的叙述》，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第110页。正是此意。如果不是如此，任何文化实践的历史解释都可能导向虚妄。其实，在现代历史哲学发展史上，恩格斯在批判庸俗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时就指出:“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不论是创造历史还是认识历史，构成历史最终动力的是“一个总的合力”，其中“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6、697页。此中提示的是，历史认知方式可以从各种复杂的文化要素入手，这既源于文化是历史“合力”的构成形式，又源于文化承载着历史解释的功能。新文化史在历史认知上先在地将社会经济要素置于“已成为了历史”的位置上，直接将文化表征作为历史的解释载体，并且试图从中揭示文化蕴涵的社会意义，这并不意味其对社会经济的存在熟视无睹。

新文化史解释历史的意图就在于“强调人行动背后的文化逻辑或文化密码”⑤ 卢建荣:《新文化史的学术性格及其在台湾的发展》，陈恒等主编:《新史学》第4辑，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155页。。这种历史意识在方法论上适用于各种类型的历史研究，因为无论何种类型的历史实践都存在着与之相关的“文化逻辑或文化密码”，诸如政治的文化史、经济的文化史、社会的文化史、思想的文化史等，都是以文化的视角介入相应历史的变迁空间。就历史的存在形式而言，这种“文化逻辑或文化密码”同样深藏于中共的历史变迁过程中，对其展开切中肯綮的解释，就不能简单地套用社会经济分析模式，因为文化密码的破解，只能通过对文化机制和知识生产的分析才有可能。党史研究与新文化史的邂逅，恰恰为党史研究提供了揭示历史变迁背后的动机、心理、心智、意义、行为等功能的方式。在历史存在方式上，这些都是非物质形态的要素，既不能用计量方式进行测定，也不能用社会经济史进行结构化研究，它只能借助于分析语言、话语、文本、符号、象征等文化表征形式来实现。实际上，文化表征本身就是党史作为历史存在的一种现象，通过新文化史的治史取法提示，使党史研究不但可以借重其资源而别开生面，而且使党史研究由此转向以文化要素为出发点的历史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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