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研究不必回避新文化史存在的问题，相反，党史研究应当对这样的问题作出回应:“‘文化’能够被认为是一个构成原因的变数并且独立于包括社会或机构范畴的其他要素运作吗?”② 〔美〕理查德·比尔纳其等著，方杰译:《超越文化转向》，第8页。文化可以表征社会实践，甚至在一定范围内，社会实践只有通过文化才能被识别。因此，表象分析对于党史解读并非无关轻重，但文化并不是悬浮在实践之上的空洞物，任何文化表征都取决于可被表征的社会实践。即便是新文化史执意追求的历史叙事，认为“叙事”构成了历史实在，虽然在认识论上，意识到历史叙事本身具有重塑历史的功能，可以避免历史认知陷入无认知主体的境地，并且历史认知也不得不接受历史叙事的拷问，才能检验认知的可靠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历史叙事可以不必遵循史实的制约，在叙事疆域独自驰骋。如果简单地将历史叙事等同于历史事实本身，那么岂不抹杀了历史 (事实)与虚构 (叙事)的差异。更有甚者，这种“抹杀”的极端形式，可能将历史解释推向某种虚无主义的泥沼。因此，对党史研究来说，正确处理文化要素与党史实践的关系，是党史研究从新文化史的理论与方法中获益的前提。

党史研究同其他任何一种历史研究形式一样，都没有理由将自身的学术空间压缩在自话自说的牢笼内，也没有理由压抑能够为人们带来历史启示的激情审美。尊重史实的真诚态度和学术戒律，并不等于就要牺牲历史再现的多样形式。新文化史面对理论悖论的提问，只有依赖学术的进步，才有可能得到逐步的解答，任何一蹴而就的心态反倒是一种学术孱弱的变体。因而，尽管新文化史在历史之林不可能“万寿无疆”，但正如新文化史家彼得·伯克所期待的那样:“无论历史学的未来如何，都不应该回到想象力的贫乏中去。”③ 〔英〕彼得·伯克著，蔡玉辉译:《什么是文化史》，第149页。“想象力”在历史研究中制造的声响，在党史研究领域难道还要继续维持静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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