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中共党史研究取得显著进展。笔者查阅近300册党史、文献类图书，以及刊载于百余种期刊上的千余篇学术论文，秉承“或在史料的利用和发掘上有所突破，或在研究方法、视角上有所创新，或在观点结论上有深度和思想性”的标准，筛选出部分论著，按党史时期进行综述。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研究

本年度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研究特点鲜明。一是资料挖掘越来越深入。例如，梳理马克思主义的源流时，国外资料日益受到重视，向域外扩充史料的趋势非常明显。又如，在组织动员、制度建设研究方面，基层档案被普遍利用。二是个体的思想信念得到重视。过往有关革命动员的研究较少关注革命者的内在自发性。实际上，仅有物质利益，很难完全解释革命者参加革命的动机，可见思想信念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更关键的问题在于，思想信念是如何形成的。当下的研究正逐渐从个体心灵与个体意识中探寻答案。三是军事战争研究越来越侧重于物质层面。以往研究较注重战略战术，现在则更多关注武器装备、后勤补给等物质性因素。战争研究正在继续从宏观向微观推进。总而言之，侧重历史的纵深层面，是新近研究的一大趋势。在此过程中，如何避免碎片化，也日益成为学术界关心的热点问题。

(一)党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

马克思主义传播。相关研究注重梳理源头，并用细节展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途径、媒介和形态。陈少卿《留法勤工俭学群体接受马克思主义过程再探讨》(《中共党史研究》第7期)，纪亚光、黎博雅《旅欧共产主义组织发展转变的内在逻辑》(《南开学报》第6期)，贾凯《中共旅欧支部“学共产主义”述论——基于〈共产主义研究会通信集〉的考察》(《南开学报》第6期)等文章，从不同侧面探讨了留法学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内因外缘。这几项研究共同说明，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众多思想流派中的一支，最初并未被革命者全盘接纳，而是有一个逐渐接触和选择的过程。刘宗灵《从“并行不悖”到“百川归海”——四川地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聚合之途及群体特征分析》(《兰州学刊》第4期)认为，四川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培育聚合与革命组织雏形的创建拓展，具有多渠道、多线索并行发展的特点。与此同时，这些团体的成员在家庭出身、职业身份、地域来源、言行方式、目标理想等方面均呈现出相似性。因此，虽然四川地区曾出现多个革命组织网络，但它们最终相继融入中共的全国组织网络。许峰、关浩淳《党外进步报刊传播马克思主义探析(1919—1927)》(《湘潭大学学报》第4期)认为，从五四运动爆发到大革命失败，党外报刊以较为客观中立的立场研究、翻译、引介马克思主义，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舆论场和覆盖面。

中共的创建。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编《中共建党前后革命活动留日档案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选编日本外交史料馆保存的相关档案资料，包括1921年前后日本当局对居住在日本的具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倾向的人的行为记录、调查等。这些资料有助于从海外视角、更多侧面了解中共创始时的情形。高红霞《乡缘与建党：中共创立时期的另一种图景》(《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聚焦中共创立时通过乡缘开展组织活动的情况，认为这种情况体现了革命与传统的交融。

相关概念辨析。中共在革命过程中创造了一系列概念，但因时日久远，有些词义已模糊不清。返归历史现场，正本清源，梳理流变，是概念史研究的重要贡献。陈红娟《中共革命话语体系中“阶级”概念的演变、理解与塑造(1921—1937)》(《中共党史研究》第4期)认为，“阶级”最初服务于国民革命话语体系，后来才成为中共革命话语体系的核心概念，其功能实现了从“阶级联合”到“塑造敌我”的变迁。周家彬《中共党内关于政权阶级构成认识的整合(1921—1925)——以“平民”概念演变为主线》(《中共中央党校学报》第6期)认为，建党初期，“平民”被用于描述劳资斗争；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党内部分人改变了对“平民”的理解，使其内涵回到“黎民百姓”。综合而言，本年度关于革命概念的研究既注重考察其本源，又揭示其随着时代而变化的衍生意，知识考古的意味较为浓厚。

(二)土地革命时期

组织制度。纪律严明、组织有力是中共革命的重要特征。江明明《从国际到苏区：中共党团再探》(《苏区研究》第5期)认为，党团制度源自西方，经过苏俄改造后传入中国，中共在革命实践中形成了“一党党团产生于另一党之中且以获取另一党的领导权为目标”的全新路径，并通过党团秘密掌握革命领导权。覃采萍《论中央苏区对“新的领导方式”的探索》(《河南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指出，将说服领导、组织领导、集体领导、具体领导等“新的领导方式”运用于苏区实际工作，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左”倾错误，加强和改善了党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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