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34年起，驻扎在张家口北部的国军第29军遭遇了两次由日军蓄意挑起的“张北事件”。在《秦土协定》签订后，29军被迫撤离，察哈尔省不战而陷。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之后，伪察南自治政府、伪晋北自治政府、伪蒙古自治政府相继建立起来，随后由“蒙疆联合委员会”主持，在承认汪精卫政府的前提下，1939年9月1日，三个伪政权联合成为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大会在张家口召开，由德穆楚克栋鲁普担任主席。至此，“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正式成立，其“首都”设立在张家口。尽管主席和行政院长等要职都由蒙古人担任，但实际上这根本不是蒙古人的自治政权，该政权下的事务无论大小，其决定权都在日本人手中。在建立了傀儡政权的基础上，日本在经济上疯狂掠夺，以补充战备，在文化上实行奴化政策，建立起一套典型的“殖民文化”，对张家口及周边地区进行了长达六年的荼毒。

一、日本侵略者在察哈尔地区推行的奴化教育

在面临日本侵略者实施的所有文化侵略中，察哈尔地区的教育行业首当其冲。

最先受到奴化与殖民的是被侵略地区的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1939年9月蒙古自治联合政府成立后，教育成为其民生发展的招牌之一。在其所确立的学制中，初等教育初小四年、高小两年，中等教育包括普通中学、师范、职业学校等，一般学制为四年。在对教育的文化奴役中，伪政府一般从语言、校规、教材三方面入手。

为了使教育方针具体化，伪蒙疆联合委员会于1939年成立后颁布了《教育纲领》，要求：“发扬民族协和精神和东洋道义之精华……根绝共产、抗日思想，弘扬东方精神……重点置于初等教育，中等教育着眼实业教育，高等教育将来伺机建立所需设施并实行之……普及日语。”①日本制定此方针，并将其付诸实施，在当时伪政权发放的宣传品中多有提及。伪蒙疆政府颁发的教育方针的核心是“亲日、防共、民族协和”和“确立大东亚共荣圈，建设东亚新秩序”。在中小学教育课程中，每周日文课占7—10小时以上；对于蒙古学生只准学日文和蒙文，不准学汉文；对于汉族学生只准学日文和汉文；在蒙疆地区的历史课本中，不许有“中华”的字样，妄图使各族的中小学生头脑中不知有中华民族之概念。

学校校规中每日清晨必须举行升旗仪式，师生要先向东方，即日本国所在方向朝拜，并向日本国旗和“蒙疆”政权旗敬礼。经过日本的岗哨时，师生必须向日军敬礼；经过日本神社、纪念塔时，师生必须鞠躬敬礼；每逢日本天长节、地久节及天皇生日等节日时，各学校、机关、团体等必须悬挂日本国旗，举行纪念仪式；每当日军“打胜仗”后，各学校必须参加庆祝活动和游行；每当日军将级军官战死，各学校必须参加所谓的“慰灵祭”活动；还要求背诵“我等要与日本协力，建设亚细亚”的《学生信条》。中等学校都要进行军训，由日本人任教官，让学生学劈刺、拳击等科目，灌输日本“武士道”精神，迫令学生对日本教官绝对服从，即使拳打脚踢也不能反抗。

1937年，伪满政权出台《国民学校规程》：“关于国民道德之教材，应根据建国精神及访日回銮训民诏书之趣旨，使体会日满一心一德不可分之关系，涵养德性，培养其为忠良国民之信念，并指导道德之实践。”②根据“伪满洲国”的经验，伪蒙疆政权也采用了相应的政策，利用教材实施其奴化的作用。伪蒙疆政权成立初期，禁止学校使用原来的教材，要求使用伪满民生部所编教材。其中，中学教材原样使用，小学教材则对部分文字进行修改，加入了一些地方和民族特色的内容。1938年，总共印刷中文教材46个种类共46万8千册。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立后，曾在蒙古文化馆下设一个编译组，由郭象仪等人负责编辑中小学教科书和课外读物。

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成立后，在政务院民政部下设有编审室。编审室作为专门机构，主要负责以下事务：“1、关于教科书之编纂、审定及检查事项；2、关于教科书之发行事项。”到1939年底，该编审室编审了全部高级小学用的日本语读本，初级小学用的蒙古语读本4册、蒙古语算术教材4册。1940年，民政部教育科制定了三年计划，准备全面实施蒙疆地区中小学教材的编审工作。为了保证在教材中贯彻奴化的内容，使教育更好地为殖民统治服务，日本侵略者特制定了教材编篆的要领：1、为了建设作为东亚新秩序一翼的蒙疆，强调团结一致的精神；2、发扬东洋道义的精华；3、针对各民族的特点突出其特征；4、特别强调民族协和、防共、厚生；5、认识到本地区的特殊性；6、适应时代的趋势；7、顺应高度国防政权的完成。当时，编审室共配备了9人。在小学教材方面，计划编写日语、汉语、蒙语教材，其他委托给相关部门；在中学教材方面，计划编写与思想教育有关的教材如国民道德、地理、历史、汉语、日语等，其他委托给相关部门。根据这个三年计划，到1941年6月，准备印刷的小学汉语教材18种25万册，蒙语教材6种1万册；到1941年底，准备完成小学的汉语教材34种100万册，蒙语教材6种册，中学的汉语教材27种册。三年内，计划总共发行60余种130万册。1941年伪蒙疆政府机构改革后，原来的民政部编审室分别属于内政部文教科和兴蒙委员会教育处，前者编写汉回教材，后者编写蒙文教材。1942年12月，两个机构又合并为总务厅临时编审官室。为了加强对教科书的使用和管理，伪蒙疆政府还颁布了一些法令。1940年4月17日，颁布第54号训令《中等学校用认可教科书之件》，规定了1940年度认可中学教科书的注意事项，“办理本年度认可教科书之教材时应严守下记事项：应适于本政府成立的意义及使命；阐明本政府之特质；合于当地区的特殊性。”并对国民道德（或修身）、历史、地理等有关思想教育的教科书，提出了特别注意事项。1940年12月18日，民政部颁布第19号令《教育用图书采定规程》，规定“初等学校、中等学校及临时地方教员训练所、青年训练所以及类此训练机关，须有民政部长著作权之教育用图书或经民政部长检定或审查之教育用图书，经监督官厅之认可方可使用。”1940年8月20日，蒙疆还仿照伪满的做法，颁布《教育用图书审议会官制》，规定“教育用图书审议会属于政务院长监督，而应其咨问审议关于教育用图书编篡重要事项。”据此成立了“教育用图书审议会”，意在强化对教材的管理。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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