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季陶

一个为中共的创建做了不少前期准备工作的人，却最终没有参加中共

都说浙江出商人，实际上，国民党的政要出自浙江的更多。有三位国民党人与中共创建关系极为密切，他们都是浙江人，这就是戴季陶、邵力子和沈玄庐。三人中，沈玄庐和邵力子都于1920年创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的名字永驻中共党史。

戴季陶事到临头却出乎意料地没有加入中共。说实话，当时，陈独秀对邵力子、沈玄庐并不怎么器重，他心目中能成为铁杆中共党员的国民党人就应该是戴季陶，但陈独秀恰恰想错了。

戴季陶与陈独秀关系极不一般。陈独秀1920年到上海建党，第一个想到可以细谈深交的人就是戴季陶。戴季陶时年二十九岁，小陈独秀十二岁。但陈独秀把他当作军师，当听戴季陶说建立中共是可行的，陈独秀大大舒了口气，心想，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了。早在1911年，有个叫江亢虎的江西人，创建过中国社会党。“十几个人，七八条枪”，不成气候。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名不副实，很快就作鸟兽散，无声无息了。以陈独秀为总书记的中共后来曾经想吸收江亢虎。但被拒绝，这是后话，在此不表。

陈独秀当年在为中共取名时也考虑过是否把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的名称“拿来”，也叫中国社会党，为此他征求过包括戴季陶在内的许多人的意见，陈独秀和李大钊的意思是，反正不是叫中国社会党，就是叫中国共产党，两者必取其一。那时戴季陶刚让陈望道翻译好《共产党宣言》，就说，还是叫中国共产党吧。陈独秀欣然采纳。

可以说，戴季陶为中共的创建做了不少前期准备工作，但戴季陶最终没有参加中共，不仅没有参加，在中共一大召开的三年之后，他还成了国民党右派的旗帜性人物，要把中国共产党人赶尽杀绝。戴季陶从一名对中共建党有贡献的国民党人，成了彻头彻尾的反共高手。

戴季陶这个人，恰恰正是国民党与共产党恩怨情仇的一个缩影。

《共产党宣言》中文版的“催产婆”

戴季陶、邵力子和沈玄庐这三位国民党人都是笔杆子。“五四”后，戴季陶受命于孙中山，与沈玄庐一起在上海创办《星期评论》，作为国民党中央机关报《民国日报》系列中的杂志。接着，戴季陶还创办了《建设》杂志，着力于宣传爱国民主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潮。三支笔杆子，在国民党那儿，笔力最硬的就是戴季陶。

那他为什么对共产党感兴趣？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

这不奇怪，当时像戴季陶这样的国民党人心目中的共产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也是为了“拿来”，是为了适应国民党而用的，是为了让缺乏勃勃生机的国民党获得对日益蓬勃的工人运动的领导权。

陈独秀

“五四”之后，从戴季陶的一系列文章可以看出，他都以工人运动的同情者和工人利益的代言人姿态出现，但他不是为了实现工人阶级的最终目标，建立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他曾对孙中山说：“‘六三’罢工以来，工人直接参加政治社会运动的事，已经开了幕，如果有智识有学问的人不来研究这个问题，就在思想上智识上来领导他们，将来渐渐的趋向到不合理不合时的一方面去，实在是很危险的。所以我受了罢市风潮的感动，觉得用温和的社会思想，来指导社会上的多数人，是一桩很要紧的事。”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戴季陶成为国民党中积极研究马列主义的人，也是国民党人中少数几个认真研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他重要著作的人。

当时东方国家翻译马列主义最多的是日本，中国最初的一批对马列主义感兴趣的人都是通过日文来了解马列主义的。戴季陶也是通过日文来阅读的，他曾经把考茨基的《马克思资本论解说》日译本转译成中文，并在他主编的《建设》杂志上连载。他也试图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来解释中国的社会经济问题，写过几篇颇为引起关注的理论文章，如《从经济上观察中国的乱源》《俄国的近况与联合国的对俄政策》等。但戴季陶的“社会主义”实在是与共产党人心目中真正的“社会主义”貌合神离，因为在他看来，中国本来就已经差不多是“社会主义”了，只要国民党上台执政。把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略作改良，搞阶级调和，发展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在中国也就大功告成了。他说，“中国人，是从古以来就有‘平和’‘互助’的精神的”，“中国古代人的理想并不是‘个人主义’，也不是‘家族主义’，的确是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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