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中共十二大的召开标志着经典意义上的“拨乱反正时期”的结束，整个国家和社会都洋溢着全力建设现代化的浓厚时代氛围，党史学界由此普遍生发出一种“重新出发”的强烈心理感受，很多研究者认为党史研究承担的拨乱反正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下一步应该在此基础上继续加强党史研究的学科建设，使党史研究成长为一门真正的“历史科学”。而围绕“实事求是”理念来巩固党史研究业已取得的学术化成就和格局，强化党史研究之实证史学基础的进一步重建，推助党史研究融入更大范围的历史学科范畴，便成为非常自然的学术逻辑选择。从一个长时段的学术史视野来看，这一学术特征在1983年到1985年的三年里表现得尤其明显和典型。在此期间，不断强化的实证史学理念始终主导着党史研究基本价值的重塑以及很多具体问题的研究进展，在党史研究的学术化理脉中发挥着学理层面的基础性功能，从根本上推动着党史研究的历史学化进程。探究这三年的中共党史研究学术化进展，不仅有助于建构和理解20世纪80年代党史研究学术史的发展理路和文化逻辑，而且更有利于借此重新认识和解读作为历史学科之重要学术基础的“实证”原则及其历史与理论来源。

一、“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与历史评价理论的进一步重建

经过拨乱反正时期的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实证史学理念在这一研究领域得到重建的基本标志就是党史研究之历史学属性的普遍接受与认可，很显然，假若缺乏独立的历史学科的自觉意识，“实证”观念便无从附丽。自1983年开始逐步增多的关于党史研究内容、对象和范围的体系化思考与讨论，推促党史研究融入历史学科的步伐明显加快。诸如中国近现代史、中华民国史、科学社会主义(史)、方志学等相邻学科，逐步摆脱了以往主要作为党史、革命史研究和教学的辅助性或派生性学科之地位，在重新确认自身研究对象和内容及至整个学术体系的独特性之际，都往往以党史、革命史这种传统的相关学科作为基本参照系，实际上有利于厘清党史学科的基本研究范畴。而从1985年启动的将中共党史课改为中国革命史课的教学改革，则从国家教育层面力图打破以往党史教学体系狭窄、以党史替代相关学科的弊病，尤其是较为严谨地区划党史和革命史这两门学缘最近的学科之间的关系，客观上加强了党史研究的学科独立性。在此期间，无论从何种角度立论，相关研究者大多明确了党史研究的历史学属性或至少支持历史学属性的优先性，即使断定党史“是一门历史科学，但主要是作为一门政治理论学科而存在的”观点(1)史文：《党史、革命史、现代史有什么区别？》，《光明日报》1983年6月15日。，也被研究者通过全面梳整党史研究的对象和内容而得到批评或商榷(2)陈必信：《也谈什么是党史？》，《光明日报》1985年5月15日。，党史研究是一门历史科学的观念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获得显著加强，从而巩固了实证史学的学科前提。

在此基础上，作为实证史学理念的典型的中国式表达，“实事求是”作为党史研究之基础性和根本性的治学理念亦随之得到更为深入的论证，相关言说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其一，1983年出版的《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公开发表了邓小平同历史决议起草小组的九次谈话节录，党史学界在随后兴起的学习活动中条分缕析地详细阐说了这些谈话所蕴涵的“实事求是”思想，如邓小平指出，要实事求是地分析和论断党史问题，“是什么性质就说是什么性质，犯了什么错误就说是什么错误”，要“恰如其分”地评价党史人物，要敢于打破各种条条框框和陈旧观念，“我们这次讲‘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不涉及小资产阶级，也不必照样搬用过去的提法，说每一个错误的根源就一定是三个，一定都有社会根源、思想根源、历史根源。我们这次有个新的讲法，也好”，等等。其二，研究者更为普遍地将党史研究的基本性质认定置放在几千年中国史学编纂的大脉络中，将“实事求是”思想与古人的“秉笔直书”传统加以承接，认为这是新时期党史研究者必须坚守和发扬的“史德”，“我们今天搞党史，是共产党人写共产党的历史，仍应效法古人撰史的优良传统，坚持实事求是，求实存真，写出信史，取信于世”(3)谢先儒：《秉笔书史 取信于世》，《湖南党史通讯》1985年第3期。，“继承传统是为了开创新路……没有继承传统这个前提，新路也难于开辟”(4)孔永松：《做好党史资料工作的意见》，《福建党史资料通讯》1983年第4期。，这就再度加强了“实事求是”的文化传统质感，使党史研究者的学术道德受到了传统中国文人精神的正向度规约。由此来看，对于“实事求是”之现代和传统的两种维度的重释与强调，使“实事求是”从政治和文化两方面获得了更为宏富的思想支持，从而有望不再只是一种口号式的原则性表达，而主要作为一种研究理念和职业操守对党史研究者形成学术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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