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历史研究注重深入挖掘档案史料，用档案史料来重塑历史。从实证研究的角度而言，档案史料更应至于优先的地位。随着中共党史研究的不断深入，中共党史研究逐步形成了符合学科特点的学术研究规范和话语体系，档案史料在中共党史研究中的价值和作用越来越凸显，成为研究者重要的研究资料来源。研究者广泛运用档案史料，其间也产生了一些不尽合理的利用倾向。笔者管见所及，就档案史料在中共党史研究中的运用情况谈些粗浅的看法。

一、中共党史学科性质及其特殊性

中共党史研究有其特殊性，一方面它是一门党性、政治性很强的学科，担负有重要功能。也就是说，它必须弘扬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借以教育广大的党员、干部和群众；必须深刻地总结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为提高执政党的执政水平服务。这是中共党史研究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另一方面，中共党史研究作为以中国共产党历史为研究对象的知识领域、学术领域，它自身就有存在的价值和文化学术功能。换个角度讲，中共党史研究宜有两套规范和话语，一是适用于发挥意识形态功能的规范、话语，一是适用于知识研究的学术规范、话语。到目前为止，中共党史研究在发挥其“资政育人”的意识形态功能方面做得比较好、作用显著，这一传统应继续保持和发扬下去。相比之下，在学术规范化方面，虽然也取得了很大成绩，并逐步形成自身特色，但存在的不足亦很明显。其中最突出的是，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问题的考察与评价，从宏观到微观，基本上均以党的文件和重要领导人的界说为准，连话语都是相同的，讨论也只能在这样一个框架下进行。应该承认，党的文件特别是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其中的重要结论现在看来仍然是经得住考验的，是深刻而客观的。但是不能否认，党及其领导人对某个历史问题的界说，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政治需要，并非学术文本。任何一种观点，都产生于特定的时空和语境中，不可能有超时空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效能。党的文件、党的领袖在某个特定时期关于某个历史问题的界说，是中共党史学术研究的资料，而不是学者必须先认同然后再去诠释、论证的结论。

笔者认为，从知识研究层面而言，中共党史研究作为以中国共产党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其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应与历史学研究路径相趋同。历史学是一门实证学科，要了解过去，将历史的细节真实具体地展示出来，就必须要接触原始资料。历来在治学过程中会习惯性地将档案史料当作“一手材料”，这是因为档案是原始的历史纪录，兼具原始性与记录性的特征于一体，因而倍受古今中外史学工作者的重视，这样就使得档案在印证历史事实、纠正史籍讹误等方面具有其他史料不可比拟的权威性，因而被誉为“没有掺过水的史料”、“可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1]从档案的原始性、记录性与权威性的特性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档案史料价值之高。正如梁启超所言：“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可言。”[2]随着中共党史研究的日益深化，以及其学术性的不断加强，研究者在开展专题研究和论文撰写时都会涉猎大量的档案史料。随着档案史料成为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资料来源，研究者必须具有运用档案史料和分析档案史料的学术研究素养和科研能力。

二、档案史料在中共党史研究中的运用

历史研究者对史料的真实性、可靠性极为重视，一般会恪守有一份史料说一句话的原则，历来在治学过程中会习惯性地将史料划分为“一手材料”和“二手材料”，虽划分标准并不统一，但通常都会将档案史料划作“一手材料”。在中共党史研究所涉及的众多文献材料中，档案史料之所以能够得到众多研究者的重视，笔者认为原因有二：一者，档案史料是在历史活动中直接形成的文献材料，对历史活动的具体细节和发展过程的记载是清楚明确的，可靠性远胜过事后撰述的材料；二者，就档案史料的现存情况来看，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档案史料产生时间距今不远，且随着各级档案馆逐步开放，档案为中共党史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细致、具体、生动的反映基层情况的微观材料。要深入研究中共党史的方方面面，档案史料的重要性毋庸置疑。随着中共党史学科档案史料大量公布和档案史料开放程度不断扩大，中共党史研究的领域得到了拓展，推动了中共党史学科的发展。正如戴逸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档案史料大量公布，历史档案对外开放，中外史学界大量利用了中国档案，从而引起了史学界的许多重要变化：一些史学家的研究视野被拓宽，一些新的研究领域被开辟，一些历史研究的传统结论被修改，一些流行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风气被改变。这说明档案对史学的影响是巨大又深刻的，史学变革和史学发展的动力之一就来自于档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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