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东西方之问的心智生——加拿大访学寻思录2007年9月初，笔者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在校博士生的身份，飞抵加拿大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亚洲研究所访学一学年，在中共党史研究专家齐慕实教授与著名中国史研究专家卜正民的协助下，人住该校圣约翰学院。这所由来自世界各地留学生的融住宿、学习、休闲、文化交流等为一炉的学院，为第一次出国的我近距离观察中西之间的异同，以及切身感受北美学院与社会的文化提供了最佳的渠道。社群意识是如何形成的?2003年，非典危机后，业师许纪霖先生结合其在美国亲历9·11事件的个人经历，在《天涯》上发表了一篇影响深远的反思文章《非典时刻的反思》，其中重点谈到了中西社会之间社群意识的差别，大意是中国面对非典这类突发性的社会危机，只能依赖于强势的全能政府的管理，“社会”非常弱小，无力形成自组织来化解危机，这就导致一个恶性循环，政府日益威权，社会日益单薄，甚至可能为政治势力侵蚀个人权利提供了合法借口。而西方社会社群意识发达，社区共同体比比皆是，往往能在这样的危机时刻，自动地联合A’Ⅱp唐小兵起来，公民社会的潜在自我管理能力得到充分展现，从而振奋人心，消解危机的负面影响。这确实是一个洞见，不过，当时我仅仅是在道理上服膺，而没有感性的体认。待到我在UBC的圣约翰学院住了一个学期后，便从细节处体会到社群意识的无处不在，以及它是如何从日常生活中生长起来的。圣约翰学院是一个以住宿为主要功能的空间，在此居住的学生来自世界各地，欧洲、亚洲、美洲居多，也有少量非洲学生，可以说是一个真正的全球化空间，学员具有各异的文化背景。但是，圣约翰学院却能通过各种方式，让居住在这里的学员，感觉到圣约翰不仅仅是一个住宿的地方，而是生命活动展开的空间，这个空间具有特定的历史、形式与意义，这就将个体的生活价值与学院联系起来，催生出学员对于学院的情感上的归属感和理性上的认同感。这是一个四合院式的建筑群落，主要出口有一个标志性的巨大的座钟，标示着圣约翰学院的空间位置。从入口进来面向的是一个比较宽阔的草坪，边缘处有几张长木椅，供晴天时学员安坐享受阳光。爱好足球的学员经常午后在草坪上踢球，或者进行其他的体育运动。入口进来左转是公共空间，主要是一个客厅，面积比较大，经常有一些会议在这里举行。这个房间的墙壁上，张贴着本年度居住在学院的每个学员的相片，以及简短的介绍。另外，每周日晚上，这里会有免费的电影欣赏，都是学员在学院的网站社区上投票选择得票率最高的影片播放，影片来源或租或借，自然能形成爱好电影的兴趣小组。紧接着这间房子，是一个比较小的钢琴房，时常有爱好钢琴的学员在这里弹奏。这个方向面积最大的就是餐厅，是所有学员公共用餐的地方，也是学员们公共交往的主要空间。早餐和晚餐的时间，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自由选择餐桌就餐，领取食物落座后，就可以与身边文化背景各异的学员聊天，话题自然丰富多彩，比较多的是关于学习、体育、娱乐等话题，似乎谈论政治的情形比较少，可能是太敏感，怕引起意想不到的后果吧。例如，这里有几个来自伊朗的学生，好几次想与他们讨论伊朗与美国的关系，考虑到美国学生也挺多，便作罢。学院院长卜正民先生与他的夫人、孩子也经常在这里就餐，与学员随意聊天。这自然更有助于社群意识的形成。另外三向，便是以住房为主，有单人间，也有双人间。每层楼都有两到三个公共厨房，厨房有公共冰箱、微波炉、电炉、餐柜、餐桌等，学员如有兴趣与时间，可以周末或中午，自己在这里做饭。厨房可以同时容纳七八人做菜，菜刀、砧板、锅等用具都是共享的，只要使用者用完后清洗干净即可。甚至有些学员在离开的时候，把剩下的油和佐料等留在这里，贴个条子说明供后来者免费使用。这个空间自然也有助于学员在日常生活里的交往。每层楼有一个公共的洗衣房，放置着多台洗衣机和烘干机，只要投币一刀(加元)就可以使用。洗衣房里有吸尘器，供学员清洁卫生用。另外，每层楼有一个很大的学习室，有数张大书桌，有几个书橱放置着各种英文书籍。温哥华雨天多，出门不便，长期呆在个人房间也容易烦闷，于是到学习室读书与做作业便成为一个不错的选择。自然，人们也可以在这里认识很多新的朋友。二楼还设置了两间会议室，供这里的学员开小会用，或者用于一些研究小组的聚会，例如每双周三下午这里都有中国研究小组成员，就某个特殊的话题进行讨论。而圣约翰学院的各种语言班，上课都是在这两个房间，极其方便。除了必需的生活和学习设施外，圣约翰学院也考虑到了学员休闲娱乐的需要。一楼设置了一个很大的桌球台，学员可以免费使用。此外，每层楼都有公共电视房，经常有学员在这里看电视或看碟片。通过这种方式，人们从不熟悉变得熟悉，进而发展成为好朋友。很多学员在心态上很开放，渴望结交更多的朋友，了解更多的文化。这从一个细节可以看出来，大部分学员都在宿舍门上或旁边的墙壁上贴着彩纸，或简单介绍自己的姓名，或详细说明自己的爱好，或是自己祖国具有标志性的图片或符号。当然，每个人都不会忘记对友谊的呼唤，大都写着feel free to knock on my door(欢迎来访)的字样。一个饶有趣味的细节在于，我发现来自中国的学生，大部分都没有这样的介绍，甚至连姓名都没有。这也是文化和习惯的影响吧，我们毕竟是来自更含蓄的文化传统。除了这些空间性的因素外，另外，就是通过仪式性的活动，来建构圣约翰学院的社群意识。圣约翰学院人口的右边有一个很狭小的厅，悬挂着一个浮雕式的碑刻，说明着这个学院的历史，以及这个学院的捐赠者，同时镌刻着其前身上海时期圣约翰大学的校徽。校徽镌刻着孔子的古训：“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我曾在一篇关于圣约翰学院十周年庆典的短文里，描述了学院是如何通过请回来当年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的校友做演讲，回顾学院的“辉煌历史”与“悲情遭遇”，以及今日的重新榫接历史传统与对未来的展望，来形成圣约翰这样一个象征性符号的来龙去脉的历史传承意识，强化了居住在此的学员的荣誉感与使命感。还有，每当重大节庆，比如圣诞节、万圣节、感恩节等，学院都会在一楼餐厅提供正式晚餐，举行公共活动，学院负责人发表演讲，学员合唱经典曲目或自编曲目，激发成员参与各种游戏。值得特别指出的一个细节是，每当这种活动临近结束时，主持人都会建议所有的学员站立起来，向厨房里的工作人员表达谢意与敬意。在热烈的掌声中，厨房里穿着白色工作服的师傅走出，向大家挥手致意，此时，掌声始息。这是我在中国学校从未遇到的景观，可见，西方社会的平等意识与感恩意识是如何弥漫在日常生活里。当然，圣约翰还有一个公共的演讲厅，以圣约翰为承办方，或者仅仅是场地的提供者。这里的演讲，每次都有圣约翰的管理人员发表致辞，讲述圣约翰的故事。与这些实体性的因素相伴随的是虚拟空间上的共同体意识的展开。圣约翰学院的学员建立了一个群发的邮件组，每当学员有什么建议(比如一起去听音乐会或演讲、看电影、踢球、游泳、购物或滑雪等)，他就可以群发给每个学员，约定好时间，一起去。另外，还有一个有关圣约翰的公共事务的讨论区，学员都可以在这里发表意见，进行投票。比如有段时间，就圣约翰频繁发生的偷窃事件，是否需要在一楼增设防盗门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民主投票。这既有利参与意识和社群意识的培养，也有助于民主意识的养成。自然，如果不愿意每天收到这么多的各种电子邮件，学员也可以选择不参加这个邮件组。相比之下，中国的大学宿舍似乎更多的仅仅是一个住宿的物理空间，而无从建构成一个具有社群意识的文化空间。出国前，刚刚从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北路校区的丽娃河边的两人一间的博士楼，搬迁到闵行校区的一人一问的博士楼。物质条件改善了很多，具有独立的阳台、洗手间，两个可用的书架等。作为一个已过而立之年的大龄青年，能够拥有自己的独立私人空间，自然高兴不已。到圣约翰住宿了一段时间后，就发现国内住宿区设计上的问题了。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所有的学生宿舍都没有公共空间，既没有学习的公共空间，也没有休闲的公共空间。大家虽然居住在同一幢楼房，除了本系的熟人之外，大都是“小国寡民”式的老死不相往来式的隔离，也许在同一层楼住了三年都不曾相识，更别说养成社群意识了。记得2003年非典时，北京很多大学生恐惧不已，觉得同一栋楼的都不能信任，大有“以邻为壑”之意，纷纷“逃离”北京回老家，造成火车站拥堵现象。可见作为物理空间的宿舍根本就无法在危机时刻，给其住宿成员提供社群归属感，也无法形成自主性的社群来应对危机。这样的设计，自然也无从发展出以宿舍为单位的公共文化和公共意识了。笑话与反种族主义如果不是居住在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的社区，我可能很难理解反种族主义作为常识在西方社会的扎根。这是由一个笑话引起的对于日常情景里的种族歧视的反思。一个圣约翰学员以群发邮件的形式，给所有居住在这里的成员转发了一个笑话：一个新上任的印第安部落的酋长，在冬天即将来临之际，由于已经丧失了传统的印第安人预测气候变化的神秘技艺，即使他注视天空，也无从确定，他的内心犹疑不安。最后，他还是决定有备无患，站在正确的一边，通知其子民寻觅木材，应对可能的严寒天气。尽管如此，他还是有点放心不下，担心到时如果是一个暖冬，那么其子民就白忙碌了一场。突然，他有了灵感，来到城镇的一个电话亭给国家气象局打电话，询问就要来临的这个冬天是不是一个严寒的季节。白人男性工作人员在电话里答复说，这个冬天看上去确实将会特别寒冷。于是这个酋长回去告诉其人民，让他们收集更多的木材以应对酷寒的冬天。一周过后，做事细致的酋长觉得最好还是再确认一下天气，于是再度来到镇上的同一个电话亭给国家气象局的同一位工作人员打电话。工作人员肯定地告诉他，天气将毫无疑问地变得冷极了。酋长回到部落，让其子民收集更多的木材。两周之后，冬天的步伐更近了。酋长还是不太放心，于是又给气象局的工作人员打电话，问道：“你能绝对地确定这个冬天将变得异常寒冷吗?”工作人员回答道：“是的，确定无疑地。这个冬天将是有史以来最冷的冬天之一。”酋长惊讶地继续问道：“你怎能如此绝对地判定天气将变得非常寒冷?”工作人员自信地回复道：“因为红色印第安人正在疯狂地收集木材来御寒!”这个笑话的内涵其实并不主要是对印第安人的一种嘲讽，虽然其所使用的“RedIndian”字眼，和在故事里对印第安人收集木材御寒的描述，甚至包括笑话开始时所提及的印第安人已经忘记了祖先预测天气的技艺等，都或多或少地内含对于原住民文化与种族的一种隐形的讥讽。可是，从整个笑话的情节与寓意来说，它更是对现代社会的一种微妙的讽刺。整个故事预设了现代生活与原始生活的对立，来自原住民文化社区的酋长，学会了用现代的技艺(电话问询)来获知气候的变化，这也是现代人通过一整套气象科学所确定的科学能力。气象局的工作人员就是因为掌握了这样一套用科学文化建构起来的自然知识，所以才可以预知气候变化，才能够告诉前来询问的酋长即将来临的冬天将会非常寒冷。可是，在酋长三番五次对于气候变化的“确定性”的追问中，气象局的工作人员最后一次的回答却暴露了所谓现代科学(或现代性)的真相，那就是无稽之谈，是盲人摸象，是自欺欺人，是道貌岸然的理直气壮。因此，我更愿意从对现代性的挑战与瓦解的角度来理解这个故事，并且将这个游移不定、对于生活有着强烈的不确定感(其实就是常识感)的酋长看作是一个挑战现代社会似乎固若金汤的价值观与自然观的英雄。可是，这仅仅是我一厢情愿的解读。这个被群发的幽默故事引发了一连串强烈的反弹与反思。Elena说，印第安人并非不懂幽默的种族，关键是这种幽默是谁在表述，以及以什么方式在表达。他承认这个笑话从情节的编排与寓意的设计来看都很成功，可是文本中却有“红色印第安人生活在灌木丛里”的隐性影射，这就是种族的傲慢与偏见。他指出，生活在圣约翰学院的学员来自世界各地，有着极不相同的背景、种族、宗教、历史、语言与文化等传统，我们自然不希望在日常生活被别人以任何带有种族色彩的玩笑、信息或行为所伤害，我们也应该设身处地考虑族群差异，不去伤害任何人。这是一个基本原则，它高于笑话或所谓幽默故事给人所带来的愉悦。Sylvie进而对于El常生活里的幽默进行反思：“我认为幽默既是个人性的，也有文化属性，对某人而言很普通的幽默对另外一个人很可能是一种冒犯。当我们听闻或言说笑话时，我们也很容易误解别人或被人误解，但是我也相信认真思虑笑话中蕴含的意识形态内涵对我们来说真的至关重要(不管它们是关于少数族群、女性、同性恋和移民、流浪者、年老者等)，同时我们也应该反思容易耳濡目染并习以为常的那些观念。”也有个别学员认为一些人对这个笑话如此强烈抗议，是小题大做，是极度自卑而敏感的心灵投射，他们认为如果日常生活，包括圣约翰共享的网络社区每时每刻都是如此严肃而正经的话，那么生活将是彼此相敬如宾、社交如仪的乏味的重复。笑话事件也引起了院长卜正民先生的注意，他在第一封给所有学员的信件里含蓄地开导，当某些学员认为自己遭到了带有种族色彩的言语、行为或姿势等的冒犯时，应该冷静地思考如何处理这种种族主义行为才是最妥当的，如何向对方恰当地表达自己被冒犯的内心感受，而不能草率而鲁莽地回击，导致事件的进一步升级。在第二封信里，b正民先生指出，圣约翰学院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区，其存在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促进不同背景与认同的个体或社群之间的相互理解。我们中的每个人之所以在这里就是因为我们选择了尊重与理解这个社区的其他社群或个人。自然，我们在内心可能对很多事务或文化不太同意，可是这并不能成为我们将对他人的歧视行为，或者委曲求全自己去屈从别人的行为进行正当化的理由，不管这些人是生活在圣约翰学院，还是在其他地方。他认为培养一个自由的环境，意即消除了歧视与困扰(不管以哪种形式出现)的空间，其重要性不仅仅在于构建一个更和谐的社区，也在于承担对养育我们的社会的道德责任。最后，这个事情以召开学院的专门会议，进行讨论，达成共识结束。事后，学院管理办公室给每个学员的信箱投放了一份校方的反种族歧视的手册。通读这份手册，我对于西方社会的人权概念有了更深刻的体会，这种从学校就开始培养的尊重、包容与多元意识，是构筑西方社会的深层文明教养的基石。比如它解释了何为种族主义，种族主义即相信一个群体或人种内在地优越于另一个群体或人种。种族主义在社会结构和实践中都有表现，它因为目标人群的祖先、肤色、出生地、人种或宗教信仰等而对其限制、排除、压迫和歧视。种族主义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如个体的种族主义，制度性的种族主义，文化的种族主义等。最值得深思的是内在化的种族主义这种形态，即为被种族主义歧视的人群已经将这种非正义的、定型化的偏见内化成为自我的人格，他们通过压抑所属社群的成员，或者借助羞愧、自我仇恨、孤立、无力感、自我怀疑和绝望等感情形式来贬低他们自身的价值。换言之，就是被压迫者已经接受了压迫的逻辑了，这也是需要反思和反对的种族主义。手册还细致地介绍了什么是反种族主义，如何建构一个反种族主义的社群文化。同时也详细地提供了学校平等委员会的联系方式，以及在自身或朋友遭受种族主义歧视时如何应对的方法。“为什么我们没被殖民?”2007年12月24日，平安夜，圣约翰学院公共厨房，我与两个中国留学生一起做了顿简单的中餐，一边吃一边聊天。其中的一个女生Bonnie来自浙江大学，祖籍温州，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系读研究生，另外一个男生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祖籍山西，在这里的机械系攻读研究生。闲聊开始时话题很分散，后来集中到Bonnie怎样在取得学位后成功申请加拿大的永久居留资格。我问她为什么想移民到加拿大，她说动机很简单，因为作为一个加拿大公民，可以很方便地到世界各国去旅游，而不用像中国人那样，必须面对繁琐而充满不确定性的签证过程。然后，我们就说及新西兰、澳大利亚、非洲一些前殖民地国家到英国、美国的方便，讨论英联邦国家之间的互惠。在这样一个充满宗教文化色彩的异国的夜晚，三个来自中国的年轻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感伤地交织着屈辱和被歧视的体验，心理创伤感油然而生。谈到以前被英美法等列强殖民过或问接统治过的国家的人民，如今在世界通行的便利时，单纯的Bonnie脱口而出：“为什么我们没被殖民?”当时，我们都轰然一笑，笑后，却感酸楚。她是从前殖民地国家转化为民族国家后，能够得到西方主流社会的认可这个角度，来戏谑国家或种族之间的不平等的现状。事实上，确实有很多华人，就是因为这些看上去很简单的原因，放弃了中国国籍，而成为异国的公民。在国内的时候，经常看到关于中国在世界和平崛起的报道，到了这里才感觉到这仍旧是一个未完成的事业。承认是最大的政治，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而这最主要是依赖于国家实力的提升和大国责任的担当，以及公民权利切实得到保障。自然，我这里最感兴趣的还是“为什么我们没被殖民”这句话浓缩的历史与现实。在我们从小到大的成长史，以及所接受的学校教育中，殖民主义是充满原罪的。我至今仍记得世界历史教科书，所谈到的贩卖非洲黑奴的殖民历史，以及英国殖民者登上美洲大陆后，对善意款待他们的原住民的掠夺与屠杀。而中国近代历史在主流的历史叙述里，反殖民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所代表的民族主义一直是最强劲的“主旋律”，殖民国家被普遍地认为是邪恶的、利益主导型的、反人权与主权的。无论是在朝或在野的政党，都利用民族主义来塑造民族认同和凝聚人心，来反抗国际势力的侵入或干涉内政。政党性的意识形态或许会随着历史变动而更替，而反殖民主义或者说反帝国主义永远具有至高无上的“政治正确性”。而近现代中国历史叙述，因其仅仅是半殖民地国家，而非完全的殖民地国家，国人因而感到一种心酸中的庆幸与希望。如今，历史似乎在开一个反讽的玩笑。半殖民地的历史仿佛成了一个不伦不类的怪胎，与其半殖民，不如殖民之后再主权独立，似乎更容易在民族独立之后，利用与西方强势国家的“血缘关系”(亲子关系?主奴关系?)，快速跨入世界主流族群的俱乐部。被历史定性的殖民概念，在重新焕发生机。殖民不再与罪恶联系，似乎在强有力地去“污名化”过程之中，反而与现代文明与民主政治相勾连，殖民成为西方文化与制度成功嵌入落后社会，带来公共管理与政治民主的现代化的必要程序。殖民成为现代性的普遍化模式之一。这自然是极端之言，可类似的论调，我们却常常可在日常的交谈或公共的论述中窥见。比如，经常读到一些台湾老人的口述史性质的文字，对于1895年至1945年台湾日治时期的正面评价，认为日本作为殖民统治者在台湾按照工业化发展模式，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现代化建设，同时其大力推广和扶持的农田水利建设，也为台湾二战后的农业腾飞奠定了基础；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对于内战后退居台湾的国民党的负面评价，一个经常被重复的历史细节(或许是被一定程度地夸张了)是：1945年二战结束后，作为战败国的日本，日籍士兵在兵败退出台湾时，仍旧是秩序井然，军容整齐，而其时进驻台湾的士兵，反而显得松松垮垮，根本无威武仁义之师的气象。这在台湾，似乎都已经形成了历史共识，日本的殖民给台湾的现代化奠定了历史的基础，甚至我在与台湾到加拿大来留学的一些博士生交谈时，他们都津津乐道日本的历史性贡献，似乎那根本不是一段不堪回首的伤痛历史，而是一个值得不断回返的殖民记忆。香港也一样，经常有很多文字比较香港与上海这两座城市，在两者之中，大多数人倾向于肯定香港的市民社会的发达，以及香港公共管理的有序与高效，包括香港一些人数达几十万的游行结束后，所路过的街道上找不到一张废弃的纸片或垃圾的情景，来形象地描述香港市民的文明素质。当人们追溯这一切的历史成因时，自然地把香港人的这种素质归功于英国殖民者的一百五十余年的殖民统治，认为英国殖民者给一团散沙的华人社会引入了公共秩序与公民责任的概念。在香港的背景里，上海显得似乎是一个经济发达，而市民意识薄弱的城市。可当将今13上海的城市管理的质量，与中国内地城市的混乱无序进行比较时，人们又倾向于肯定上海的市政管理的高效与有序。之所以如此，大多数人又会“自然”地将其原因追溯到晚清到民国，上海的法租界、公共租界等各种租界的公共管理的传统。事实上，包括警察制度、救灾管理、卫生排污系统、大众传媒等各种制度，确实是西方人在租界这种享有治外法权的空间实施后，再被华人社会仿效的。这种被移植的现代性，成了中国城市的现代性的重要来源。从这个层面，历史也一样在倒转，主权概念显得日益单薄，效益理念显得越发突出，价值理性被工具理性煎逼得无可藏身。当今，弥漫世界的上海史研究热潮，以及在国内激荡的上海怀旧热，大多数都是对于那个已经一去不返的上海租界空间的文化历史的回溯。前不久，读到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分析中国与印度同样在崛起，而在国际社会所面临的处境截然不同的原因的文章。美国和欧洲社会大多数担忧中国的崛起，觉得中国的崛起是对于国际社会现存秩序的挑战与威胁，于是中国一定程度上被妖魔化，甚至成为替罪羊。而同样经济增长很快的印度，却很少遭到西方主流社会的谴责，李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缘于印度曾系英国的前殖民地，印度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都能使用英语，而且其政治体制是西方模式的民主制度，所以更容易被崇奉价值观外交的西方国家引为同道。似乎也从反面说明了落后国家只有被真正地、彻底地、完全地被西方大国殖民过，才能在其后的历史发展中更容易得到西方大国的承认与接纳。这从深层次揭示了国际社会的平等规则表象隐含的内在秘密。当这个中国女留学生随口说“为什么我们没被殖民”时，她自然没有意识到“殖民”这个词语所隐含的族群的悲恸历史，她也不会联想到在殖民背后所隐含的一个个具体的个人与家庭，在特定的历史情景里所遭逢的无可逃遁的厄运。她的判断直接生发于当前的历史处境，根植于她在与其他族群交往时，所体会到的制度化和内在化的不平等。简而言之，她全部的考量是从现实利益出发，而且作为个体，她也有其选择的自由，所以，这一切都无可厚非。但是，在这轻巧而貌似宽容的“无可厚非”之下，隐藏的是“殖民”概念所包含的历史与现实的尖锐冲突。对于当年的被殖民者，屈辱感必定是创深痛巨的“现实经验”，虽然对于今天往返在国际社会的华人来说已经成为历史了，而今天的现实是中国人在申请去西方大国时常常遭遇的歧视与拒绝的经验，这种经验似乎也包含着沉痛的历史感，一种与当下经验直接相关的历史意识。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尤西林2007年在申请去美国被拒绝后，在网络发表的致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公开信里，号召中国的青年永远不要忘记帝国主义的丑陋嘴脸，以及侵犯中国的历史，反复申述个人的生活与国家的地位之间的相关性。历史，自然无从假设，我们不能把一个半殖民地的历史想象成殖民地历史，或者抱怨其为何不是我们所意愿的那样，因为我们毕竟无从经历那段历史，我们也不能无视殖民历史的阴郁与沉痛。当我们在反思当前政治文化与社会制度的弊病时，我们往往更容易倾向于肯定殖民历史的合理性成分，而忽视了其暴力与血腥的层面。这可能导致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也是对于前人为了主权独立或者说反抗殖民者所付出的努力与牺牲的轻忽。是的，我们在今天的国际社会里，作为一个中国人常常会遭到一些不公正的待遇，这有着各方面的原因，其中或许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自身的不够努力与欠缺素养，不公正的待遇应该是刺激自我提升的契机，而且相对于前人在被半殖民的历史中所遭到的羞辱与残暴，我们所遭遇的这些繁琐的程序所带来的“不耐烦”的情绪与人格上的侮辱感，又算得了什么?我们不能被一种扭曲心理支配而把这种签证时的挫败感，夸张成悲情意识，这种表面上诉求国际正义的悲情意识很容易虚脱为最自私自利的犬儒主义。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追求国际秩序的平等，追求承认的政治，或许是我们这代人的职责之一。如此想来，“我们为什么没被殖民”，虽是一句玩笑，其中所包含的心情或潜意识，或许应该被正视、发掘与反思。自由与规则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是一所没有围墙和校门的开放式校园，校园的公路四通八达，常见各种车辆驶行。初来的时候，我还很担心如此多的车，如此多的学生和教师(整个学校有四万五千学生和五千教师)，会容易发生交通事故。五个月下来，这种隐忧荡然无存。行走在校园里，无论穿过哪一条路口，行人都不用担心车辆。这里的规则是车让人，而不是人让车。只要有人走到路口，车辆便自动停下，车主就会微笑着挥手示意行人先过。他不会鸣笛，也不会表现出焦躁的神情，很自然地等待行人走过路口。有时候在一个十字路VI，可能好几个方向都有车行驶过来，而为了等一个行人先过，它们都会安静地停下来。后来与经常驾车出门的表弟(他是加拿大里贾纳大学一名大学生)聊天，才知道在加拿大考驾照，就会习得这些驾车规则，有一整套特别严格的近似于“繁文缛节”的规则来约束驾车者，包括对车辆速度的限制等。曾经有一个朋友开玩笑说，在这里驾车的人回到中国肯定会被其他车主甚至交警咒骂，因为这里的规则意识可能在国内就会被认为太死板了，而车速到了国内可能被认为是蜗牛速度，而影响其他驾车者。其实，西方人也并非天然就对行人如此友善，友善的背后隐含的是一套严格的惩罚机制。在加拿大，如果驾车者违规撞翻了行人，导致交通事故，那么驾车者就得面临银行信用卡被冻结，甚至倾家荡产的结局。而国内的情形，我记忆犹新。在湖南大学求学时，走在校园里总有一种不安全感。这也是一个没有校门和围墙的开放式校园，东方红广场既是校园中心，也是交通要道，各种车辆来往如飞。每次穿越路口，都得左顾右盼，备加小心，因为车辆不会自动地礼让行人的，而且那时候还没有设置红绿灯。每当行人与车辆快相遇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行人停步，让车辆先行，而车主往往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甚至有时不乏骄横跋扈者喝斥欲过马路之学生“找死”的。走路的与驾车的，似乎赫然存在一个不平等的等级结构，驾车者的身份和地位似乎天然就比走路的高一等，而享有的权利也要多一份。车成为身份的标志，而不再仅仅是一个交通工具。至少在我就读的那几年，在校园里就发生了数起交通事故，都是学生被撞伤或死于非命。访学的大学有一个公共汽车站，师生在校园里就可很方便地乘车到市区各地。在温哥华乘车，如果不跨区，票价是2．25加元，跨区就是3．25加元，周末跨区可买2．25加元的那种车票。这所大学的学生都有学生交通卡，可以免费乘车，其实是在学费里扣除了这部分公交车费用。上车时司机不会要求看乘车卡，除非学生主动出示。这里乘sky—train(相当于国内的轻轨)也是无人查票的，自由上下车，完全靠自觉。入口处有自动售票机，可用硬币、纸币或信用卡购买。我就问一个外国朋友，说这会不会导致很多人逃票，他告诉我这种轻轨本来就带有社会福利性质，政府也不依靠这个牟利，所以管理不严。可有时候也会抽查，如果查到乘客没买票，就会罚款数百加元。或许正因为此，所以真正逃票的人并不多。原来诚信的背后还是有一套制度设计的惩罚机制在发生作用。记得以前听过一则有点夸张的故事，说一个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留学，结识了一个美国女生，一次驾车出门游玩，路过一个没有交警而只有红绿灯的十字路口时，这个男生看见四边都无行人和其他车辆，就闯红灯径直开了过去。回校后，美国女生向他提出分手，认为他连基本的交通规则都不能遵守，那么任何规则都有可能被违反，包括婚姻里的责任与道德，如此没有责任感的人，怎么能冒险把自己的一生托付与他。在国内习惯如此驾车的男生恍然大悟，此时已经后悔莫及。这个男生留学完毕后回到中国北京，认识了一个来自南方的女孩。一次结伴驾车出游，又到了一个类似的场景，无交警，无行人，无其他车辆，红灯闪亮。在美国吸取了教训的男生自觉地把车停了下来，等绿灯亮起才启动车子前行。没过几天，南方女孩向他提出分手，主要理由是这个男生太懦弱了，太老实了，太文明了，在那样的一个情形下都不敢闯红灯，女孩觉得这是无能的表现，跟着这样一个连红灯都不敢闯的男人过一辈子肯定是窝囊无比的。同样的一个当事人，同样的情景，在美国因为不遵守规则被美国女友抛弃，在中国因为遵守规则被中国女友抛弃，这似乎让这个男生无所适从了。这里深刻地反映了中西方文化与社会之间的一些基本差别。简言之，在西方社会里，遵守规则是做人的基本道德，违反规则的人不仅仅会遭到物质的惩罚，也会因信用的丧失而四面楚歌。人们会认为一个能在规则框架里把事情做得漂亮的人是有能力的人，换言之，对人的能力的评价是不能超越社会道德体系与文明规则的底线的。而在中国，正如那个南方女孩说的那样，有能力的人就是能够违背规则谋求利益而又能逃避社会惩罚的人。人们之所以遵守规则，是因为他现在还没有获得可以违反规则而不受惩罚的能力与自由。自由的人早已把规则践踏了，所以相对弱势的人即使被迫遵守规则，也不会对于规则有一种神圣的认同感，他会觉得规则是用来限制像他这样无权无势者的自由的。对于一个人能力的评价与认定的标准就成了他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超越社会规则而达成目标，而这在西方社会自然被认为是一件羞耻的事情。最后的结果就是整个社会同时运行着两套规则，一套是被弱势者勉强遵行的文明规则，这也是被主流舆论与意识形态所宣传的一套规则，另一套则是被强势者时时运用的反文明的“潜规则”。强势者沉迷在为所欲为的痛快里，弱势者背负着不公正的社会责任与改革代价，多数人奋力拼搏以跻身上流社会，获得“自由的权力”，也就是可以不遵守规则而办事的自由与权力感。这样一来，整个社会的道德体系与规则架构就被撕裂成两极，上流在纵欲，底层在虚无，整个社会丧失了基本的规则意识，自由也成了少数人为所欲为的“积极自由”，而多数人不受阻碍地做事的“消极自由”却无从保障，更别谈自我实现的积极自由了。那么，在一个规则基本上不被遵守或者说规则意识没有根深蒂固的社会，人们自由吗?从表面上看，人们似乎很自由了，可以闯红灯，可以插队，可以绕过规则的繁琐办事，甚至可以违反法律谋求利益，但是，如果我们去问问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人们快不快乐，大部分人会说并不快乐，这也包括一些所谓的成功人士。违反规则而获取利益表面上看是一件划算的事情，也让个体在操控规则时获得一种自由的快感，可这种快感是短暂的，稍纵即逝的，因为今天你可以操控规则，明天你也可能被潜规则所操控，而且违反规则至少在道义上是要付出良心成本的，甚至有可能东窗事发。一个人做自己内心不愿意甚至鄙视的事情，虽然现实中可以获利，但是在违反规则办事(尽可能地减少成本而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要付出另一种成本，这种成本我称之为“心灵成本”或“心灵代价”。人的本性是要说真话的，是要诚实生活的，人的本性也是要言行一致地为人处世的，人的本性也是想要遵守文明社会的基本规则的，可在一个资源相对短缺而人口庞大竞争惨烈、法治没有完全贯彻的社会，人有时候就逼着自己去做违反规则的事情，或主动，或被动，或稀里糊涂，当大家都如此时，自己一人遗世独立坚守规则似乎变得很“傻冒”，于是随波逐流地被潜规则同化了，可是如此一来，人却并不能获得内心的安定感。所谓自由是对自我的诚实，如果总是在一次次违反规则里拓展个人的社会行动的自由，却同时在不断地压榨自己的内心自由和道德自主，这就导致社会自由与良知自由的两极分化。再加上违反规则便可能遭遇惩罚，虽然这种惩罚未必兑现，却总是如影随形地潜存于个体的意识之中，所以会滋生一种根本上的不确定感。内心的不自由与心态上的不确定感，两者交织在一起形成幽灵般的焦虑感，就会慢慢地侵蚀个体对于幸福与自由的感知能力。最后，个体即使超越了规则而自由了，却自由得“一无所有”，因为他已然失去了自我。如此看来，西方社会的规则意识与行事方式，在看起来迂腐的表象下，却最大限度地捍卫了个人的内心自由，开启了个人可能获得幸福感的一道曲径通幽的窄门。置身于阳光与阴影之间的华人第一次去沉船海滩的时候，同行的华裔加籍Janet在谈话中随口说的一个用来描述华人的词“老鼠”，一直让我困惑不已。随着对这里华人社会了解的加深，才逐渐明白了这个词语的社会意涵。“老鼠”隐喻的是部分华人的刻意虚化中国背景，甚至隐晦的生活方式。原来，生活在温哥华的主要有两种华人，一种是通过技术移民成为加拿大人，主要是通过在这里学习、获得这里的学位后，融入加拿大社会；另一种是更主要的，是投资移民，只要申请者能够出具80万加元的财产证明，并随人转移到加拿大，就可以申请。事实上，某些腐败的中国官员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将家属移民到加国，然后再申请自身的移民，赫赫有名的厦门海关前高官赖某，就居住在温哥华。面对中国政府的压力时，这些人就申请政治避难，将自己的贪腐行为，向加拿大当局和西方社会描述成为追求民主理想而遭遇政治迫害，以获得同情和政治庇护。刚来UBC的时候，就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很多西方学生开的都是价位中等的汽车，似乎在他们那里仅仅是代步工具而已，而一些年纪很轻的华裔学生，都开着宝马等高档轿车上学，有时甚至是专门的司机接送。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交往中的戒备与疏离。这里出租房屋的华人很多，几个朋友都曾租住在华人的家里。他们曾试图与房东进行深层沟通，以了解大陆同胞在此地的生活与心态。结果发现这些人大都三缄其口，对于自己的身世背景闪烁其辞，或者干脆闭口不谈，日常交流仅限于公事公办，或者同出购物等事宜。有一个朋友的房东来自武汉，是一对年轻夫妇，居然从不出去工作，也几乎不会使用英语，每天就收收房租，或者去中国超市购买日常用品或食物，或者到海边或公园遛狗，其身世背景难免让人猜疑。不过，也有些华人在这里虽然衣食无忧，但感觉日复一日的衣食住行和无所事事太无聊，于是就去一些中国超市工作。工作的目的是为了排遣孤独，而金钱早已不是其考虑所在。记得一个曾在UBC读博士而今转学到牛津大学的朋友曾经对我说，这里的华人世界很复杂，有部分华人恨不得“脱胎换骨”，很忌讳同胞指陈其华裔身份，甚至在很多场合否定自己的华人血统。那么生活在这里的技术移民过来的华人幸福吗?一个曾租住华人区的朋友告诉我，她在与那些华人的交谈中发觉，这些看上去很光彩的中国移民并不觉得幸福与满足。他们尽管有了各种中国所不具备的保障，比如免费的医疗，基本免费的子女教育，以及失业和养老保障等，但作为华人在这里的主流社会仍旧是“二等公民”，不太能够获得一种同等的身份感和社会认同。更关键的问题是，这些华人往往是第一代移民，他们的父母等直系亲属都生活在中国，而对于绝大多数国人来说，家庭价值是首位的，是个人感情和生活意义最重要的归宿和来源。移民到温哥华后，等于把自己从一个伦理性的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亲情网络中连根拔起，成为陌生人社会的一个孤独的原子。而这里的人际交往与中国有很大差异，人际之间都有一种若隐若现的距离，个人主义为本位的社会，重视私人的隐私等权利，在日常交往中往往难以深入交谈，也很难发展成唇齿相依的朋友关系。还有一个原因让人惊诧，一些华人抱怨这里的生活节奏太慢，日子缓慢得像在“养老等死”，人们都在慢悠悠地享受生活，工作从来不是生活的主导部分。这对于很多在国内是精英的华人来说无法忍受，很多华人已经习惯了在职场打拼中展露和提升自己的价值，而一个丧失激烈角逐的社会，让他们觉得人变得仿佛爱因斯坦所贬斥的信奉“猪栏理想”的低等动物一样，活着的意义仅仅是安逸地生活。于是，有一些就回归中国，或者转战美国等其他国家了。学校周围有一些非常精致的小区，单门独户，每户人家都是两层楼，屋前是一片面积不大的草地，用栏杆围起来，可以栽种各种植物。很多西方人工作之余，都很享受打理这一片“自留地”，他们除草、松土、施肥、浇水，把这种园艺劳动看作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从来不会因为是跟泥土有关的劳动就轻贱，或者因为这种劳动无法创造直接经济价值，而不以为意。相反，一些华人在购买了类似的社区房屋后，觉得无法忍受这块土地所带来的各种麻烦，而请园艺工人来修剪或打理，则需要支付高昂的代价，在加拿大人工是昂贵的，政府为各种劳动制定了最低工资标准，若违反，工人就可以控告，房子主人则得面临高昂罚款。对于温哥华这些能够购买高档住房的华人来说，从事那些日复一日的体力劳动简直不堪忍受，于是他们就将房前空地荡平，铺上水泥了事，或者一些中国老头老太从日常需要出发，就叠床架屋，在房前搭建各种蔬菜“小棚”，栽种丝瓜、茄子等，而且疏于管理，弄得不伦不类，与小区的花园风格自然格格不入。与此同时，这些华人虽然经济宽裕，但觉得房子空旷，不如区隔成多重空间，来“群租”给留学生或其他人群，一个客厅能够隔成七八问，导致家庭成了包罗万象的“家庭旅馆”，喧哗与骚动，争吵与无序。最后，很多住在附近的其他族裔的人只能纷纷搬离。这种无孔不入、见缝插针的经济思维，自然不是习惯了悠闲生活的西方人能够理解的，由此可见，并非所有的“粗鄙文化”都是源于资源的匮乏和利益的缺乏保障，因而值得同情和理解，一些生活无虞的华人对于财富仍旧有着疯狂的原欲，积聚金钱成为生命价值的来源，而内在的自由与心灵生命的丰富，以及精神文化的扩展，却往往被疏忽和遗忘。这样，就像在国内一样，虽然产生了富豪阶层，却永远只能在暴发户的浅表层次停留，而无法从暴发户向能够创造精神财富和高尚价值的贵族“和平演变”。心灵生命的拓荒出国前，就有一些好友劝说我到了温哥华后，多去感受大学校园文化，尤其是一些音乐会之类。时间稍纵即逝，一晃三月已过，我却大多仍旧沿袭着日常的惯性，读书、上课、写字与上网。周一，终于下定决心去GreenCollege听一场免费的钢琴音乐会，独奏者是UBC音乐系著名的钢琴家JaneCoop。JaneCoop教授虽已年届不惑，可她清丽与淡雅的气质，在言谈与举止之间即时显露，第一印象，让我想起民国时期才华横溢的林徽因，有一种距离感与亲和性相融合的表象。房间很小，大概只能容纳二十来个听众，学生与教师应该各占一半的样子，其中有两对老年夫妇。三个厚实的沙发围拢着一个精致的茶几，几上是一盆芳草与鲜花交相辉映的盆景。而挨着墙壁也散落着一些风情各异的盆景，墙壁上悬挂着风格各异的绘画，大都意象飘渺。钢琴的表面是肃穆的黑色，占据着很大的一块空间，上空悬着彩带，在从窗户悄然而袭的晚风的吹拂下，兀自轻扬。今次演奏的是一些经典钢琴曲目，包括巴赫、莫扎特和肖邦等人的名曲，每次演奏之前，JaneCoop都给我们介绍这首曲子的特质，以及值得特别留意的细微之处，这时分明是一个学者的角色。而一旦她在钢琴前坐定，开始弹奏时便迅速地进入一个另外的世界，她的表情变化不大，弹奏时的姿势变化幅度却很大，时而低迷，时而高扬，时而后撤，时而奋进，尤其是一双灵巧的手指在琴弦上自由敲扣。那些从黑色的钢琴里喷涌而出的音符，在黯淡的房间里四处游荡，时而如款款述说的情话，时而如万马奔腾的战鼓，时而如悲天悯人的独语，时而如良辰美景的幽鸣。聆听者，大都进入了这个精彩纷呈的艺术世界，而把日常世界搁置在匆匆的窗外，这从很多人闭目、轻扣手指，以及翘起的脚尖在近地的上空轻荡可见一斑。待到乐盲如我者随着那优雅的琴声，也快忘却这每日匆匆的尘世，而欲孤自一人，以自由精灵之心态，翩然入音乐所构筑的灵魂世界之辉煌与从容时，却不经意地发现了窗户玻璃上有一张晃动的人面。尽管我再三提醒自己应该“绝圣去智”，进入“其乐融融”“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的古人境界，可由于心智之迷离与软弱，时常被那个奇诡而幽暗的“人面”所牵引，在聆听的同时，不时注视，这个“人面”看上去粗砺、模糊而且怪异，仿佛进化早期的类人猿的面相，“他”在玻璃外来回移动，似乎也在隔窗听琴声。，开始我想这应该是听众的映像，仔细一比对，这种嫌疑便被排除了。我甚至猜测，难道这是UBC附近的原住民闯入到了这个音乐殿堂，种种奇思臆想涌向心头，自然不能集中足够之专注力来感受名曲的奥妙。后来，等这一曲终了，JaneCoop站来起来，走到我们面前述说下一曲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是她左边的头像，投射在玻璃窗上，而随其来回移动，粗看极似人面。如此，方放下心来，淡然人定，渺然入境，虽仍旧难以领会精微处之细致与玄奥，可毕竟开始“心领神会”之旅途。上海四年，与成庆(现为上海大学历史系教师，电子书评刊物《独立阅读》创始人之一)同窗三载，他感受古典音乐的功力13进，对于现代的流行音乐也不无知晓。记得2004年元旦历史系的迎新晚会上，他高歌一曲李克勤的粤语歌曲《月半小夜曲》让诸多同学至今难忘，而现在他经常与同道中人聆听经典音乐会，甚至连台湾的民歌也为其津津乐道，也时常见他在博客与报刊上抒写对于音乐之感性体认与理f生洞察。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可三年下来，我仍旧无从一窥经典音乐之奥妙，即使偶尔附庸风雅听听名曲，也只能“浑浑噩噩”感知，停留在“抽象的抒情”之浅表，而无从由此登堂人室，而沉浸到那个来源于尘世、而超越尘世的艺术殿堂。记得有一次，与其闲聊中我说，怎么听这些古典音乐总难以悠然神会，尤其是不同演奏者的得失高低难以辨识，虽知其含义丰厚，却难以在来龙去脉中把握总体，所得总是浮光掠影的一鳞半爪?他微微一笑说，你听这个才多久啊。我自初中开始听古典音乐，沉浸其中至今已经十余年，也是最近才略微体察，偶尔有豁然开朗之喜悦与领悟。如此，我才明白，在艺术这个世界，从“下里巴人”到“阳春白雪”有一段艰辛而漫长的路途。除非你只是业余玩票，或者仅仅是附庸风雅，而不想真正地领会到古典音乐的极致。记得有一次，在上海音乐厅，听一个来自意大利的演奏会，坐在后排的一个学校中层领导，在演奏进行中，戏谑地与其同事开玩笑“这种阳春白雪，我这种乡巴佬可听不懂”。当时很惊讶于其无知者无畏的坦率，但细细一想，其语言与意识中所流露的未尝不是面对经典，而无从进入境界时的惶恐、虚怯与自我掩饰。这样一想，古代中国，尤其明清以来，诸多商人在苏杭等江南，附庸风雅，出资捐助文人清客之艺术，装模作样地吟诗作赋，虽大都粗鄙，却也在日常的演习中，洗却了商场之恶俗与铜臭，更加强了文人学士与绅商阶层之社会沟通，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反观今日，除了表演的艺术与会展的艺术，艺术世界在我们的13常生活里基本上是在隐退，甚至在消逝，而历经建国后的一次次反资产阶级情趣与反封建主义趣味的运动，人们的私人生活开始越来越远离充满情趣的艺术，只是瞩目于革命的功利目标或者现实的功利诉求。与此相伴随的是，是整整几代人对于艺术之感受能力的衰退。在这个历史过程里，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阶层也未能幸免于难。在民国时期，很多知识分子对于诗词曲赋或琴棋书画都或多或少有所了解，在他们日常生活里，这构成了生命情趣的来源之一，这种情趣自然会从其文字流溢或彰显出来，文字之清雅与曲折有致，都是心灵生命丰富的表征，人性之复杂与丰富，往往又构成一种天然的生命底气。对于今天的知识阶层来说，学术似乎成了枯燥的符号写作，那些符号诚然也是在学术的脉络里展开的，但却与个人的心灵生命没有太大的关系，心灵的困惑、挣扎或喜乐等情绪，以及内在的深层趣味与格调，都难以在文字里发现，这或许不仅仅是一个学术“情感中立”的客观性趋向问题，而是因为在二十世纪不断激进化的反传统运动中，我们雍容含蓄心灵生命的传统之根已经被“连根拔起”了，剩下的是破碎、空洞而缺乏细腻感受力的齐一化心灵格式。“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2008年1月17日晚，在圣约翰学院公共餐厅旁边的会议室，有一场广东粤剧演出。表演者是一位高龄九十四岁的老者王韬，精神矍铄，颇有鹤发童颜之貌。王韬1961年应邀从中国来到温哥华，在一个专门教授音乐与地方艺术的学校教授粤剧，并组织团队到各地表演。1970年代后被聘请为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博物馆的兼职人员，录制和保存粤剧文化。前不久被授予该博物馆荣誉职员称号，以表彰他在保护、推广和发展粤剧文化领域所做出的贡献。他的粤语开场白很有磁性，听起来感觉很舒适。伴奏的有拉二胡的，有吹唢呐的，也有击鼓的。会议室里坐满了好奇的各国留学生，以及慕名而来的粤剧爱好者。王韬站在麦克风前，随着乐器的旋律，抑扬顿挫地开始表演，两只手在有点晦暗的空间里轻轻挥舞，右手指时时抬起，似乎伸向咫尺天涯的远方，而眼神始终专注在正前方。他的底气很充沛，故事在荡气回肠之中忽忽悠悠，一点点地渗透到人心深处。站在旁边的英国留学生好奇地问我他唱得如何，我肯定地回答说很好。其实，我根本就不懂得粤语。可是，直觉告诉我，这是很好的艺术，它是中国式的旋律与音韵，是中国式的心情与格调。当我站在人群之中，聆听着这个老者那么忘情地演唱这曲粤剧的时候，内心似乎被中国人特有的悲欢离合的俗世情怀所牵扯，心思随着韵律翻滚，精神随着手势起落，而异国情思与故园之念，突然浓烈地搅动起我的思乡之情。第二天，在卜正民先生的办公室，主持了粤剧演出欢迎仪式的他问我对此感觉如何，我说很不错。他笑着说，他听不懂，也不太喜欢，坦率地说只是感觉到各种乐器与人声混杂的噪杂感。也许，就如同中国人很难进入古希腊的悲剧艺术世界一样，西方人也很难进入中国艺术，尤其是形式各种各样的地方艺术的世界。说起中国的表演艺术，人们只是会想起京剧之类，其实，在中国各地都有着各自的文化形态和表演艺术，每种地方戏剧在人们的日常生活里曾经扮演过重要角色，而有些至今仍旧发挥着凝聚人们的伦理观念、陶冶人们的生活情操的作用。看戏、听戏、唱戏、评戏，是劳作的国人日常的生活调节最重要的形式之一，他们因为戏而聚集到一起，交换感受，发表意见，形成一个个戏迷共同体。这种戏迷共同体又与地方社会结合在一起，是中国人的地方意识和地方认同感的文化根源之一。在我的老家湘南县城祁东，最受欢迎的戏剧艺术是打渔鼓，也称为祁剧。这是一种流行乡间的大众文化艺术，以说唱为主，配以唢呐、二胡等各种伴奏乐器。说唱者手持渔鼓(空心的竹筒，一头蒙上蟾蜍的肚皮)，抱持在胸前，一端倚靠左肩，左手把着，用右手拍击渔鼓的底端，发出轻重不一的浑厚或清脆的响声。这种响声穿插在伴奏的音乐之间，主要似乎起着一种对故事情节“起承转合”的道具作用。有时候，舞台上同时出现三四个人，演出一个完整的故事，有动作，有对白，有独唱，还有类似串戏的角色登台。无论是说，还是唱，都是使用老家的方言，再掺杂一点点“塑料普通话”，外地人初次聆听根本无法明白其内容。所讲述的大都是才子佳人、帝王将相、七侠五义的故事。为了吸引受众，说唱者经常会临时改编故事情节，加入一些刺激的元素，若听的次数多了，就会发现同样一个故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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